這是向春玲在云南聽說過最多的一個村醫的故事，而每聽一次，向春玲的雙眼都會盈滿淚水。
她叫過團，云南瑞麗姐勒鄉姐勒村衛生室治療艾滋病人的傣族女村醫。每天的工作瑣碎而繁雜：頻繁地隨訪病人，免費發放抗病毒藥品，免費咨詢與檢測。沒有衛生部門的編制，每月僅拿著200元補貼，還需靠自己的村衛生診所治些其他病癥補貼家用。
姐勒村位于云南最西部，與‘金三角’直接相連，瑞麗河水淺時，村民們挽起褲腿跑過去就可以買到便宜毒品。在這里，艾滋病就像感冒一樣，毒品泛濫導致艾滋病交叉感染嚴重。
村寨里，誰家的房屋最破，這家準有人在吸毒；誰家的房前屋后雜草叢生，這家準是因毒品或艾滋病而家破人亡。全村5000余人，12個寨子零零散散分布在廣闊的邊境線上，村民90%以上是傣族。村里的吸毒人群占60%以上，艾滋病感染者近120人，有人說姐勒村是中國防艾形勢最嚴峻的地方。
1989年，在姐勒村一個叫芒良的村寨發現了我國第一批HIV感染者。以后的10多年，艾滋病人事件被捂了起來，最終失去了最好的防治期。
給全村的艾滋病人發放免費的抗病毒藥品、做隨訪，成了過團每天的主要工作。
2001年，德宏州組織艾滋病蔓延區的村醫進行相關培訓，過團作為防艾村醫被重點培養。2002年，姐勒村成了中英艾滋病關懷項目的首個試點村，項目組讓過團負責整個村項目的開展。
過醫生是傣族村醫，能與傣族村民無障礙交流，所以比其他醫生更容易完成抗艾任務，但她依然困難重重。艾滋病人因免疫力下降易引發其他病癥，可有些人窮得連最廉價的治療費都付不起，最后只得由過團墊付。她丈夫為了她干這個既危險又累、沒錢還不討好的工作頻頻吵架。過團淌著淚對丈夫說：“這鄉里鄉親的年輕人，上有老下有小，就這么等死，我這個醫生，看不下去！”
2003年底，丈夫最終與她離了婚。頂著經濟和感情的雙重壓力，過醫生堅持了下來：“我的生活已與村里的艾滋病聯系在一起了。病人們離不開我，我也舍不得他們。”
2001年剛開始做防艾工作時，村民們見過團成天念叨“艾滋病”，以為她染了病，很長一段時間無人愿意進她的村衛生所，令其陷入經濟困境。
更受打擊的是自尊。以前鄉親們哪個家里有喜事或來了貴客都會請過團吃飯。可她發現自己突然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在一個鄉親賀喜的場合，有個老鄉對她說：“你天天跟艾滋病人打交道，別也有這個病吧，別跟我們在一個桌上吃飯了。”從此愛熱鬧的她很少參與這些場合了。
過團最自豪的是，2003年9月10日，在她的協助下，姐勒村新平寨成功誕生了德宏州首例母嬰阻斷的嬰兒。好消息在2005年3月確定，因為母嬰阻斷嬰兒要18個月后才能確診有無感染。這個成功病例對德宏州乃至云南省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意味著艾滋媽媽也可以生出健康娃。
“我不過是個農民醫生，對艾滋病人的照顧是份內事。雖然經歷了很多艱辛，但我從不后悔。”過團說，每當自己看到病人漸漸好起來，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樣；“有個賣菜的艾滋病人在接受幫助后病情好轉了，每次他賣菜經過我家時，都會送上一條魚或幾個雞蛋，那份心意真的讓我感動。”
“許多禁毒民警在緝毒工作中差旅費無法報銷，生病、吃飯都成問題，許多偵察員都能拿出一厚摞無法報銷的票據來。”
“經費不足是云南禁毒一大瓶頸。”向春玲直言不諱。云南之行，對向春玲的內心觸動很大，她發現禁毒戒毒工作中存在著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根源還在于經費的極度匱乏，向春玲呼吁整個社會來關注云南的禁毒事業，關注我國的禁毒事業。
“他們在透支生命。”向春玲最大的擔心是云南的禁毒之路還能走多遠。
在德宏，向春玲聽到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為了偵破一起毒品大案，警方在獲悉確切的情報得知毒販要以60萬人民幣成交價交貨，為了人贓俱獲，偵察員便冒充下家與毒販取得聯系，偽裝與毒販交易，可是毒販要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他們各方籌集資金，好不容易才湊了20多萬元，但離毒販要求的數字相差甚遠，沒辦法毒販最終沒有露面，因為經費的原因，案件泡湯了。 在云南調研時向春玲發現，由于地方財政收入有限，許多禁毒民警在緝毒工作中差旅費無法報銷，許多偵察員都能拿出一厚摞無法報銷的票據來。
2005年3月，廣東省公安廳長親自帶領廣東省禁毒考察團到云南參觀考察。在中緬邊境直面德宏觸目驚心的毒情，考察團成員震憾了！云南4060公里的邊境線，竟毫無天然屏障！遙望著周邊的崇山峻嶺，目睹著眼前中緬兩國村寨相連、山水相依的情景，他們深切地感到，在這樣的地方，即使拉鐵絲網、修長城都沒有用！這些來自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警官，終于被長期為堵截毒品內流，在生存條件和禁毒裝備都十分艱難的條件下，20年如一日頑強奮戰，不畏流血犧牲的云南警察和百姓深深地感動了！他們握著同行的手說：“你們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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