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而不知道愛戴他擁護他的民族則更為可悲
本期熱點話題
主持人：劉立志
特邀嘉賓：向春玲(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學教授)
張紹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主持人：大約從《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開始，“惡搞”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爭議。此后，從網絡到手機，從流行歌曲到商業廣告，進而登堂入室，拿政治和歷史作笑料，“惡搞”之風愈演愈烈。網上流行的“惡搞”短片《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把潘冬子的小英雄形象改成整日做明星夢、希望掙大錢的“富家子弟”，且夾雜著不健康的對白。《鐵道游擊隊之青歌賽總動員》中受人敬仰的游擊隊員被編排為滿口臟話的青年歌手。該怎樣看待這種現象呢？
張紹軍：“惡搞”，顧名思義，即惡作劇式地搞笑、調侃。社會競爭激烈，生活節奏變快，身心負擔加重，一定限度內的幽默、搞笑，本利于人們釋緩壓力、調節心情。這可能也正是“惡搞”在網絡世界風靡的原因之一。不過，既然是“惡搞”，而不是“正搞”、“善搞”，就應當有一個度。作為一種廣為關注的文化現象和社會問題，“惡稿”歷史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惡搞”何以成了“時尚”
主持人：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惡搞”之風盛行的原因何在？
向春玲 中國發展門戶網圖
向春玲：對于現在社會上出現的“惡搞”現象，我認為，要從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社會群體心態兩個角度來分析。
中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加速了現代化的進程。一般來講，社會現代化有幾個基本特征，即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世俗化等。現在，世俗化特征正在凸顯。世俗化是西方國家早期現代化的特征之一，是一種舊的神圣信仰崩塌的過程。具體說，在西方，就是基督教神學信仰的崩塌。中國與西方有所不同，歷史上中國沒有宗教統治社會的傳統，但有精神信仰高于一切、政治統一意志絕對神圣和封建的倫理道德一統天下的年代。因而中國的世俗化不是從神的世界向人世的轉化，而是通過對傳統的倫理道德和神圣權威的反叛和顛覆，充分地肯定現世生活、肯定物質利益、肯定普通大眾和社會個體成員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社會世俗化的時代已經到來。
從群體心理看，改革開放前，社會生活長期受強烈的政治氣氛籠罩，人們的日常生活、世俗生活的欲望遭到壓抑。1978年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使中國進入了由傳統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時期。“惡搞”對傳統和神圣的反叛，正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世俗化傾向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也是我國社會轉型加快時期社會心態的一種反映。
張紹軍：沒有疑問，年青一代是網絡家族的主力，他們是“惡搞”的始作俑者，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們之所以喜歡“惡搞”，其間起作用的有年輕人喜新好奇、反叛傳統的心理，有“下里巴人”追求刺激、尋樂逗趣的需要，但不容忽視的是，文化信仰迷失、精神無所寄托或許是更為根本的原因。
已有不少人注意到，實際上，連一些年輕網迷朋友自己也不諱言，他們沒有什么大的理想追求。經濟的穩定發展，生活的相對富足，為上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者提供了物質保障。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在追求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嚴重忽視了年青一代的精神需求，忽略了歷史教育和道德教育。空虛的心靈需要充實，饑餓的思想需要填補，于是乎，快餐取代了盛宴，感性取代了理性，流行歌曲、偶像劇、電視秀、因特網占據了他們的生活，一些人成為鐵桿的網迷、“粉絲”。在一系列“惡搞”事件中，他們對經典的曲解，對歷史的調侃，對英雄人物的無所謂態度，對感官樂趣和情緒宣泄的片面追求，恰是心無所主、道德迷失所致。
主持人：有些“惡搞”者稱，“惡搞”是文化商業化、歷史娛樂化、政治世俗化的需要。這種看法對不對呢？
張紹軍：應當承認，網絡空間對于推動信息產業增長、增加政治透明度有所貢獻，將“歷史英雄”、“紅色經典”納入市場經濟亦未嘗不可。1997年，英雄題材影片《離開雷鋒的日子》成為當年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無論時代發生怎樣的巨變，紅色經典已深植于民眾心中，只要尊重歷史，市場化、藝術化并不會改變老百姓對他們的喜好。然而，如今，一些商家惟利是趨，卻靠“惡搞”歷史、“惡搞”經典來制造廣告效應。著名畫家董希文的名作《開國大典》被長沙一家飯店復制為門面廣告，并配以廣告詞：“同志們，大飯鍋成立了。”商家不無得意的“創新”，可能會贏得個別人不自然的一笑，失掉的卻是中國人的尊嚴。這種“惡搞”，不僅體現了“惡搞”者對知識產權的不尊重，而且反映了他們歷史常識匱乏、品位不高。這背后，正是人文教育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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