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為解決進入發展新階段后出現的新矛盾的迫切要求，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舉措。隨著我國勞動力和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逐步減弱，我們越來越難以單純依靠低成本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來支撐經濟的快速增長。日趨嚴峻的資源環境形勢也迫切要求我們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程。能否在轉變增長方式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將從根本上決定我國經濟能否持續平穩較快發展，能否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
“人口紅利”之說提醒我們高度關注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國際經驗表明，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入而生產效率沒有實質性改善的經濟增長，雖然在一定時期可以實現高速增長，但終究是不可持續的。從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條件變化看，再按傳統增長方式發展下去，很難持續。
第一，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開始減弱。各種跡象表明，長期以來支撐我國經濟較快增長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要改變。首先，勞動力供需總量和結構變化，以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使勞動力成本上升壓力加大。根據測算，我國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２０１３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后逐漸下降。換言之，到２０１３年我國的“人口紅利”期將要結束。美國經濟學家哈里·登特在《下一個大泡泡》一書中甚至斷言，在“人口紅利”期過去之后，中國將會陷入衰退的境地。此話盡管可能言過其實，但卻提醒我們要高度關注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其次，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和矯正土地價格扭曲，土地成本將趨于上升。三是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提高，將使資源成本有較大上升。四是用經濟手段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將明顯加大環境成本。因此，我國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變化，如果不加快轉變依賴低成本生產要素、高強度投入的增長方式，我們很可能隨著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長和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出現經濟增速的回落。
第二，技術瓶頸的制約逐步加大。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加快，投資品和中間品需求迅速增加，設備更新加快，企業對先進技術需求呈現指數級增長。相對于迅速擴大的技術需求，技術供給有可能難以跟上產業結構加快調整升級的需要，技術瓶頸對經濟增長的制約明顯加劇。如果我們不能盡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不僅難以承受大量引進技術的巨額成本，還會面臨發達國家的技術出口限制。當技術瓶頸引發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下降時，將必然導致經濟增速的下降。
第三，資源環境已經形成“緊約束”局面。無論是土地資源、水資源，還是主要礦產資源，我國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的自然稟賦條件較差，主要資源的國內保障能力脆弱。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工業規模迅速擴大，能源資源消耗量還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將逐步逼向極限，在緊約束條件下求增長，如果增長方式沒有變化，產業結構和資源利用效率沒有改變，那么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資源消耗增加，就可能突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和邊界，引發系統性風險，付出的代價將是難以估量的。
第四，國際貿易摩擦正在日益加劇。近年來，在我國對外貿易進入擴張期的同時，也開始成為全球貿易爭端的最大受害國。雖然我國貿易額占世界的比重為６％左右，但對我們的反傾銷案件卻高達１５％。我國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開放環境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表現形式之一。不僅國內能源資源無法支撐這種增長方式，而且國際市場規模也無法支撐一個大規模、低水平、同質化的數量擴張型的增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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