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哈里·登特在其《下一個大泡泡》一書中斷言，在“人口紅利”期過去以后(2020年)，中國將會陷入貧困的境地！這一觀點引發了國內眾多學者關于“人口紅利”問題的討論，基本贊成該結論的人占多數。我認為，下這樣的結論未免過于草率。
什么是“人口紅利”？目前理論界一般認為，當一國人口增長率降低后，會在一個特定時段內形成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比較低的情況，這時，該國人口分布呈“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這種結構將帶來勞動力豐富、儲蓄和投資增長快的有利結果，人們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
近些年，連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紅利”理論，認為人口負擔輕有利于經濟發展，因為它可能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勞動力供給充分，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能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齡化高峰沒有到來，所以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快。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確實是受“人口紅利”之惠。統計數據顯示，1982年～2000年，中國被撫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達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長靠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獲得。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但是，這種有利局面不可能長期維持，據測算，中國人口總量2030年到達最高點，為14.06億；勞動人口在2020年左右達到頂點，為9.23億；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現在已經開始下降，并將一直下降到2013年，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后逐漸下降，“人口紅利”即將枯竭。
中國“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這是一個令人信服的預測，但該結果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期的結束，或出現更為嚴重的后果，中國經濟重回貧困陷阱？我認為，這兩種結果出現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
首先，全球人口變動的趨勢表明，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模式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過渡，逐步演變成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模式。發展中國家大多處在第二階段，發達國家均處在第三階段(中國也已在第三階段)。但我們觀察到的結果是，沒有哪個國家因人口模式發展到第三階段而出現經濟停滯或返貧。
通過觀察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我們發現其人均產量增長分為明顯的兩個階段：在人均資本存量處于較低水平的階段，隨著人均資本的增加，人均產值也呈加速增長之勢，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征，被經濟學界看成起飛階段。但加速經濟增長并不是永遠持續的，而是當人均資本存量達到某一水平時，隨著人均資本存量的進一步增加，人均產出將呈遞減的增長趨勢，其后就是遵循新古典增長的足跡。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表現為“要素積累——集約管理——知識創新”的演化路徑；二是主導的產業結構經歷了“農業——工業——服務業”的變化過程；三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大，當前其生產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70%～80%。
由于歷史和國情的原因，新中國從“低價工業化”道路走到今天，經濟增長依靠高投入(包括資金、資源、人力)來實現。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表明，經濟增長的源泉不僅來自生產要素(資源、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加，而且依賴于生產效率的提高。所以，單純依靠資源優勢進行粗放式的高速增長并不是可以長期維持的，目前，中國正是到了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時期，未來我們經濟增長的源泉應當從依靠良好的人口結構(即“人口紅利”)轉為以技術創新能力為主。這種轉變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同樣可行。
再有，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經濟學理論表明，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會隨著人口增速降低而提高，而人力資本又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故，在轉變增長方式、創造新的增長源泉時，應著力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從勞動年齡人口構成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據統計，2005年我國人口總數為13.06億，其中農民占57.01%；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但農村勞動力普遍素質低，人力資本未得到有效開發。2003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在專業技能培訓上，農村勞動力更是缺乏。所以，中國目前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偏低，加快人力資本積累進程應是未來中國勞動力資源開發的重點。
由此可知，中國“人口紅利”期的結束并不預示著經濟增長將失去動力，更不應使中國經濟倒退，它只是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更換和增長機制的轉型，而這些事情我們正在著手去做。我相信中國經濟的美好未來不會因“人口紅利”期的結束而消失，貧困的中國不會重現。(劉霞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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