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經濟發展的十大趨勢及其影響 |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om.cn 2008 年 01 月 17 日 |
|
|
經歷了2003年－2006年連續四年的快速增長，2007年，世界經濟增速開始放緩。進入2008年，一方面，全球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深化，新興經濟力量的崛起為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失衡加劇，糧食、石油的國際市場價格在高位持續波動，美國等發達國家“次級貸危機”的影響繼續釋放，這些因素將增加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經過30年的對外開放，我國經濟運行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性明顯增強，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下，我國經濟發展需要應對的國際風險不斷增多，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復雜。
全球經濟發展失衡加劇，新興經濟力量迅速崛起
從世界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來看，全球經濟失衡具有一定長期性和規律性。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以美國巨額逆差和東亞地區及新興經濟體的大量順差為主要表現的全球貿易失衡和國際經濟體系失衡不斷加劇。近年來，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保持較強的增長勢頭，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加速引起了普遍關注，“金磚四國”（BRICs）、“遠景五國”（Vista）、“N—11國家”等描述新興經濟群體的新名詞不斷涌現，世界新興經濟力量的崛起開始顯現出一定的整體性。目前，憑借著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以及日益開放和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新興市場受到國際資本更多的青睞，開始分享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更大利益，從而不斷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進而將把國際經濟體系的變革和轉型帶入加速期，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和國際經濟秩序中獨領風騷的局面將有所松動，世界經濟多極化的發展趨勢逐步增強。
在未來的全球治理機制中，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和聲音日益凸顯，新興經濟大國將獲得更多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然而，國際經濟關系的主導權并不單純倚仗GDP的規模，從經濟運行質量、體制的完善性以及處理國際經濟關系的經驗，特別是從金融領域的控制力來看，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革將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發達國家仍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主導地位，調整、重組甚至是局部的磨合對抗將成為未來國際經濟秩序演變嬗變的主旋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中國經濟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國際經濟秩序及其制衡機制，中國也完全有條件、有必要實現由應對者到參與者、再到設計者的自覺轉變，通過在更高層次上、更廣泛地參與國際經濟協調，充分發揮發展中大國的作用，從而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更有利的外部保障。
全球化、新地區主義和經濟愛國主義共同演繹國際經濟關系的走向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總體來看，全球化將繼續向縱深發展，基于全球市場體系以及資源、環境、生態等人類共同利益的全球利益關系逐步形成。但同時，全球化進程是復雜而多變的。由于全球化自身的矛盾，反對全球化的聲音和勢力始終遍布世界各地、各個階層，除了經濟利益的對立，今后，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差異也將成為阻礙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因素。與全球化并行的是新地區主義的興起和發展。隨著區域合作組織的建立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推進，區域一體化將向更高層次、在更廣的范圍發展，地區主義的力量也將隨之在世界范圍內逐漸高漲，對區域合作話語權的爭奪將成為國際競爭的新內容。區域化和全球化作既相互促動，又相互制約。新地區主義所奉行的“地區至上”理念與全球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有一定出入，這將對多邊國際協調機制及其有效性帶來更大的挑戰。
同時，面對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發展中大國的“本位意識”復蘇，積極推行“經濟愛國主義”，其實質在于運用國家力量，保護關系到本國經濟命脈的大企業，維護國家產業安全。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把“經濟愛國主義”作為國家戰略推行，這表明全球化浪潮并未完全吞沒經濟民族主義。由于“經濟愛國主義”采用明顯的雙重標準，因而，集中體現了國際競爭中的國家利己主義傾向。
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化、新地區主義和“經濟愛國主義”這三種趨勢將共同演繹國際經濟關系的走向，并有可能在世界各國的政治利益與經濟現實之間形成某種妥協機制，但由于這三種趨勢之間的目標錯位，也不排除導致在某些領域和國際議題上出現重大的分歧和矛盾，并對國際經濟秩序產生嚴重沖擊，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
技術創新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和產業安全的根本保障
隨著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和競爭力的影響顯著增強，未來的產業競爭從根本上說是科技的競爭，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的競爭。世界范圍內科技革命繼續迅猛發展，將帶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更新換代的周期縮短，技術創新作為經濟增長引擎和第一生產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只有掌握產業發展的最先進技術和產業技術創新的方向，才能在該產業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競爭地位，才是改善本國經濟安全形勢最有效的手段，這一點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為此，各國以及各大跨國公司將在高科技領域及相關產業展開更為激烈的爭奪。各國政府紛紛制定以創新為導向的科技發展戰略，加大對基礎研究和重點產業研發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國際科技競爭中爭取主動權，為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和保障。
從未來全球技術創新的走向來看，高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不斷升級，其中技術標準的制定將成為高技術領域國際競爭的焦點。同時，鑒于當代科技發展所具有的綜合化和體制化的特征，科技研發中的“閉門造車”不僅將直接影響研發的整體效率，甚至會嚴重偏離世界科技創新的方向和軌道，而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的、開放式的“集成創新”將成為科技發展的主流模式。在這種創新模式下，各國在研發方向選擇、基礎研究投入、重大項目的團隊建設以及創新平臺搭建等方面的合作空間將進一步拓展，而一國產業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國際研發中的地位將取決于對創新主導權的掌控。
國際分工形成產業間、產業內和產品內分工的多層次格局
隨著全球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以及貿易、投資自由化趨勢的增強，以商品貿易和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傳統國際分工格局迅速向產業間分工、產業內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型國際分工模式演進，形成動態、多層次、網絡化的國際分工體系。在這種新型體系下，國際分工的邊界將由不同產業轉向同一產業或產品價值鏈不同增值環節，國際分工的接點由產品轉變為要素，由以國家為主體轉向以企業特別是占據行業領導地位的大跨國公司為主體。在未來的國際分工體系中，跨國公司作為全球生產和交換的“組織者”的作用將更加突出。
同時，盡管世界經濟的多極化趨勢不斷增強，中國、印度等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分工地位有所提高，但由于發達國家擁有的高技術、高素質人力資本等要素仍具相對稀缺性，因而，在未來國際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憑借著先進技術、完善的創新體系、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化企業等優勢在國際分工格局掌握著主動，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雖然在經濟全球化使資本和技術的流動性大大提高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引進資本和技術一定程度上改變要素稟賦結構，但發展中國家仍將主要以勞動力要素參與國際分工，其所獲得的分工利益也仍然主要集中在勞動要素的報酬，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劣勢地位將導致其對外來資本、技術和制度安排產生一定的依賴性。
世界范圍內產業融合趨勢增強，產業升級的路徑日益多樣化
進入21世紀，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信息技術在傳統領域的推廣應用使各產業之間的技術趨同性提高，導致產業之間的邊界趨于模糊，三次產業之間特別是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技術和市場重疊化程度顯著增強。一方面，全球產業結構加速分化，高新技術的滲透使核心技術趨同、無縫化新興產業群不斷涌現；另一方面，產業技術的融合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單一知識及其技術的產業劃分標準，致使“產業融合”開始逐步取代“產業分立”成為產業演進的重要方式，全球產業結構在不斷融合、新舊更替的過程中，產生強大的后發效應以及更多的學習機會。在這一趨勢下，各國產業結構調整將不再簡單地延續傳統的“農業→工業→服務業”的線性升級路線，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承接服務外包和各種類型的國際產業轉移，適時把產業發展的重點轉向新興服務業領域，實現服務業的超前發展，從而把產業升級帶入全新的路徑，提高產業發展的整體水平和國際競爭力。
同時，為適應產業不斷升級的要求，發達國家將加快把失去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之間的互動性逐步加強，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度和開放效應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世界產業結構的大系統，各國產業結構作為一個開放系統，在與其他國家產業結構的互動中變遷。各國產業結構的互動無疑將增加我國融入世界產業結構調整體系中的機會，但在外資大量進入的條件下，如果不能及時培育自主創新能力和自有品牌，則有可能在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中陷入被動狀態。
跨國并購再掀新高潮，全球并購的政策環境總體上更加寬松
從跨國并購的發展歷程來看，全球并購活動表現出一定的周期性。在經歷了20世紀初的短暫調整后，跨國并購開始加速邁向第六次高潮。在新一輪全球并購浪潮中，隨著各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銀行、保險、電信、傳媒、電力及其他公用事業等服務業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領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間接資本（私募基金等財務資本）大規模參與跨國并購，致使FDI呈現間接化的動向。隨著全球利率水平的普遍下降，加之國際金融領域的整合進程加快，私募基金和其他財務資本迫切需要新的增值領域。與產業資本投資或并購項目20－30年的經營周期相比，私募基金并購在東道國的經營周期大大縮短，一般僅為5－10年，因而，很難給東道國帶來技術、管理等“一攬子”資源，并對東道國的相關政策和監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間接資本的參與，全球跨國的并購規模將持續擴大，并購主體和方式趨于多元化。其中，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東地區的大企業收購歐美企業的意愿增強，新興市場在并購領域日益活躍的表現將推動全球能源、礦產、鋼鐵、機械、信息服務等行業的資產重組。
世界范圍內財富形態日益豐富和虛擬化，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
隨著資本國際流動障礙的減少，金融全球化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和應用帶動了世界財富形態的變化和全球金融市場規模的迅猛擴大，從而使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呈現出不可逆轉的態勢。在未來的國際金融市場上，從商品貨幣、金屬貨幣到紙幣，從貨幣到票據，從股票到期貨期權，從初級金融工具再到各種高級衍生工具，金融產品的創新一方面將為各國經濟發展和企業成長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另一方面，符號經濟的過度創造以及全球資產虛擬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也將加大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一旦實物經濟和虛擬資本的比例失衡，其產生的連鎖反應不僅將對國際金融秩序造成嚴重破壞，而且還將直接威脅到世界經濟運行的穩定性，甚至造成地區性的經濟衰退。
同時，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匯率制度、國際儲備結構、國際收支協調機制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組織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穩定因素。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霸權地位的持續弱化，而以“石油美元、亞洲各國央行、對沖基金以及私人股本”為主的新金融元素成為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甚至是主導全球經濟走向的重要力量，這有利于增加全球金融體系的彈性和多樣性。另外，由于“次級貸風波”的風險釋放遠未結束，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由緊轉松，而在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下，我國貨幣政策的走向卻不斷趨緊，出現與發達國家逆向操作的局面，從而將進一步加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能源和資源性產品供求關系偏緊，國際市場價格持續波動
受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美元貶值、歐佩克限產、國際投機活躍以及生物燃料產業迅速發展導致糧食需求增加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國際市場上石油、糧食、食用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的價格持續上漲，世界各國特別是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普遍出現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世界范圍來看，需求旺盛特別是全球經濟增長格局變化導致的需求激增以及美元疲軟、期貨市場的過度投機等拉動能源和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將繼續影響全球初級產品的價格走向，能源和初級產品市場的供求關系仍將趨緊。在需求保持剛性的條件下，日益脆弱的供給體系將使國際市場價格持續走高，地區安全、自然災害等因素將進一步抬高全球資源產品的供給成本，使未來資源產品的供給彈性縮小。
同時，各國政府能源和環境政策的變革也將對國際市場的供求關系產生重大影響。為應對傳統能源價格攀升，在各國政府扶持政策的激勵下，全球將掀起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高潮。然而，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在現有技術條件和產業發展模式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仍大量倚重不可再生的資源，如太陽能電池板、稀土等，從而必將帶動這些要素及其上游產品價格的上升。盡管國際市場能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而且也不排除重大技術突破對資源性產品產生的替代效應以及資源利用效率的顯著提高，但總體來看，資源性產品不可再生的特點決定了其稀缺性將長期存在，未來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將呈螺旋式上升的趨勢，并將在高位持續頻繁波動。
能源和資源性產品價格走高一方面將刺激世界范圍內新能源、新技術的開發應用，迫使更多國家和地區加快轉變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并積極參與有關的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食品和能源價格的大幅攀升將部分抵消其經濟快速增長的福利，加劇其宏觀調控和社會保障的難度。特別是對于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大國，經濟增長和加速工業化、城市化造成能源、原材料需求膨脹，給產業結構升級帶來更大的壓力。另外，高價位、頻繁波動的能源和初級產品價格也將進一步加劇相關領域的國際競爭，新興經濟國家對分享世界資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斷加大對海外市場的開拓力度，對國際資源市場的原有供求格局造成一定的沖擊，而這一領域矛盾的激化將直接危及我國的能源保障和產業安全。
多邊貿易體系中的利益主體多元化趨勢增強
總體來看，在WTO及各種區域安排的推動下，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主基調不會改變，但由于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以及國際貿易格局中新興力量的崛起，多邊貿易體制運行中的障礙增加，WTO利益主體多元化的趨勢進一步增強，而這些利益主體的形成將直接影響多邊貿易談判議題的設立、談判進程以及未來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使WTO在處理一些新的貿易爭端中陷入兩難處境，并將對多邊貿易體制的運行造成沖擊。目前，在投資自由化、農產品貿易、服務貿易等談判議題中，新貿易保護主義被披上了“公平貿易”等形形色色的偽裝。一是越來越多的成員尤其是發展中成員大量采用反傾銷、反補貼等傳統貿易保護手段。這些保護手段不再單純針對傾銷或補貼行為，而是成為各國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抵御進口商品沖擊，維護本國產業和企業的利益；二是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環境標準也出現被濫用的趨勢，這勢必進一步加劇世界范圍內的貿易摩擦，增加我國產品出口的難度和成本。另外，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國家的國際影響力的增強以及區域經濟組織的發展，未來多邊貿易體系中將形成更加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不同的談判議題會催生各種形式的利益聯盟，導致超經濟的談判手段不斷向貿易談判中滲透，從而增加多哈回合乃至日后多邊貿易談判的變數。由于WTO倡導的多邊協定的談判模式一再受挫，將使一些國家和地區轉而采取更現實的策略，積極推進雙邊貿易談判。同時，也將迫使WTO加快改革進程，調整現行的談判規則和模式，從而更好地適應多元化的國際貿易利益新格局。
節能和環保將成為各國共同關注的問題
全球發展理念和增長模式的漸變將帶動世界范圍內節能和環保技術的創新應用，各國政府的重視和鼓勵政策還將刺激私人資本對相關產業的投入，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同時，對節能和環保的關注還將對各國貿易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有關國際貿易中的環境標準和“綠色壁壘”將成為未來多邊貿易談判的重要內容。總體來看，發達國家將實行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這雖然有助于促使我國改進產業技術，淘汰落后工藝，但也勢必將增加我國的出口成本，并由此引發更多的貿易摩擦。
今后，美國在有害氣體減排、氣候變化等議題上不會對國際社會做出過多積極的承諾。美國的這種立場和態度與歐盟各國形成較大反差。以法國和德國為首的歐盟主要國家政府加大節能和環保的宣傳力度，加快環境、能源及相關產業政策的升級，并積極推動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合作。在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減排技術方面，歐盟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意愿比較明朗。但歐盟這種作法是以其可再生能源和減排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為支撐的，主要目的還是要為歐盟企業進入發展中國家環保產業和減排市場創造條件。同時，發展中國家雖然意識到節能和環保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資金、技術和短期經濟發展的需要，這些領域的制度建設和投入嚴重滯后，而且與發達國家之間在減排目標及其權利與義務安排等方面產生了諸多矛盾。面對發達國家的施加壓力，如何在堅持自主減排的前提下，協調各方面的要求和立場，成為未來中國開展國際協調的重要內容。 （楊丹輝：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
| 來源： 中國經濟時報 |
 |
| 相關文章: |
 |
| 圖片新聞: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