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已成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中改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教授認為，要從體制機制上保障“又好又快”發展，深層次的問題在于變革現行的中央地方關系。近幾年來，我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力度很大。但從總體情況看，目前的中央地方關系，仍然以經濟總量為導向。在改革發展的新階段，無論是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還是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都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盡快改變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
遲福林教授指出，現行“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面臨挑戰：
一是分稅制改革后，地方財政收入主要依賴于地方經濟總量的增長。由此，經濟領域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難以克服。雖然中央政府強調統籌發展，協調發展，但現行的中央地方關系，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地區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的增加上。這說明，在現行體制下，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與地方政府的政績評價之間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
二是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國財政收入的大頭，但轉移給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具有均衡性作用的轉移支付規模過小。近些年來，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稅收返還超過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數倍。經濟總量增長速度越快的地區，稅收返還越多。比如，2003年東部地區在全部稅收返還數量中的比重占到50％以上，其中“增值稅和消費稅兩稅返還”占52.6％，“所得稅基數返還”占70.82％。即使在實施了財力性轉移支付以后，西部地區的人均財力也只相當于東部地區的48.3%。由此，拉大了區域間公共服務的差距。
三是中央與地方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分工不明確，不規范，由此難以形成嚴格的公共服務問責制。經濟總量增長是硬指標，基本公共服務仍是軟約束。近幾年，我國投資率居高不下，與地方政府追求地區經濟總量的增長直接相關，從而出現了投資過熱、重復建設、地方保護、市場分割等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使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嚴重缺位。
遲福林教授指出，從我國改革發展的現實需求出發，中央地方關系要盡快實現從“以經濟總量為導向”向“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轉變。
要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改變“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以GDP為中心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同現行的中央地方關系有著很強的內在聯系。為了追求GDP總量，地方政府直接“招商引資”和“經營城市”，導致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嚴重影響了市場基礎性作用的發揮，也使資源環境難以為繼。為此，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重要的在于改革和調整“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由此規范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適應公共需求變化的趨勢，改變“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目前，我國正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已成為日益突出的社會矛盾。在這個特定背景下，要通過中央與地方的合理分工，有效地配置公共資源，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享受到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
適應化解社會矛盾的現實要求，改變“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已進入一個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利益多元化已成為客觀現實。政府要從具體的經濟利益中超脫出來，成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合格“守護者”，為社會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實現中央地方關系從“以經濟總量為導向”向“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轉變，有利于進一步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增強政府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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