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計劃經濟體制？
“醫改總體方案的最大問題還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重回計劃經濟體制”。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成員說。
根據陳竺描述，醫改方案設計了“堅持以公辦醫療機構為主，非公辦醫療機構共同發展的醫療服務體系”。方案在強調政府責任和投入的同時，也注意發揮市場的作用。
不過，據《中國青年報》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的現場報道，烏日圖委員認為，這一描述對如何發揮市場作用強調仍嫌不夠。
“不能一說公益性，我們就要從服務體系上、機構上強調公辦。”烏日圖委員指出，強調公益性，并不意味著公辦醫療機構包辦，上述提法可能壓抑非公辦醫療機構的積極性。
嚴義塤委員也持同樣觀點。他指出，僅僅認識到公益性醫療衛生體制中的“政府主導”是遠遠不夠的。
“在此基礎上，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責任邊界，要明確哪些事該政府做，哪些該交給市場，政府管多少以及應該怎么管。”嚴義塤說。
“醫改不怕補供方，而是怕大規模的養供方。社區醫院提前從政府拿到費用，消極怠工也將成為常態。”顧昕說。可以想見，如果總體方案中政府徹底供養社區醫院成為現實，患者在計劃經濟時代時從醫護人員那里所遭受的冷眼、冷言冷語等現象都將重現。
除了社區醫院，政府主導派還寄厚望于藥品流通領域。
在北大和復旦方案中，藥品由衛生部統購統銷成為完善這一計劃經濟機制的關鍵一環。
僅以北大方案為例，該項建議為：一、建立基本藥品和醫療器材制度。由國家統一組織研究、生產、購買和配送基本藥品和醫療器材；二、加強藥品集中招標采購;三、實施審批、檢查、生產、流通、使用各環節的全程監管。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此次分組審議中，委員們也曾對藥價虛高提出批評，但未曾有人建言實行陳竺多次公開表示的“藥品統購統銷制度”。
相反，烏日圖委員還批評說，國家幾次機構改革，卻沒有安排一個專門部門研究醫藥產業發展的問題。藥品生產體制亟待改革，但如此重要的內容居然在醫改方案里語焉不詳。“醫改方案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缺少這一塊是比較大的制度體系的缺失。”
在接受本刊采訪時，顧昕提醒說：由行政權力負責統購統銷，等于讓官員去面對巨大的物資誘惑，從而產生巨大的風險。
“這讓我們想起指令性計劃的時代，上面讓你生產什么你就生產什么”，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成員說，“同時，這還需要假定政府是一個‘萬能的、仁慈的’政府。”
誰主導再國有化？
2007年12月30日晚間，醫改大討論的幕后操盤者之一、衛生部某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民營資本在本輪醫改進程中很難分得一杯羹，因為“實力還差得遠”。
李玲亦對《中國新聞周刊》有過類似的表述：公立醫院既然占據了市場上九成以上的份額，本輪醫改成敗的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把公立醫院做好。
“與公立醫院做大做強相對應，行政權力也要最大化。”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成員說。
北大醫改方案建議：設立“國家健康委員會”，統籌管理醫療服務、醫療保險、藥品(醫療器械)以及人口、環境等其他與健康相關的部門。
各業務機構在“國家健康委員會”的統籌協調下開展工作。
“這符合國際潮流，美日等發達國家莫不如此。”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成員如此說道。
類似的大衛生部，在中國被分解成衛生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醫療保險司、藥監局、中醫藥局四塊。
由于職權相對分散，衛生部的“集權行動”遭遇不少阻力。
“為了建社區醫院那2690個億，高強做部長的時候跑了不知多少次財政部”，衛生部的一位官員說，“結果還沒完全跑下來，要知道他可是原來的財政部副部長啊。”
不過，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些官員看來，“抵抗”衛生部集權的舉動是在堅持“補需方”的真理。
一直密切關注本輪醫改的一位研究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行政權力具備天然的擴張性，東西方莫不如此。在資本的再國有化現象出現之后，行政權力的回收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現。
“其他部門收權的速度很快，而醫改方面由于多頭管理，相互制約，收權時反而互相有所牽制而放緩了腳步”。
“如果這些部委達成一致了，醫改再國有化的步伐就要加快了。”這位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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