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要求我們加快放松外匯管理體制，加快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可兌換的步伐。這都要需我們密切關注外匯領域出現的新變化，用新思維、新視角、新思路來審視中國的外匯。”近日，我國著名金融學家吳念魯教授做客《理論前言沿》，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外匯儲備管理與風險、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暢談了他的觀點。
中國外匯領域出現的新變化
記者：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沿著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培育市場機制的方向，有序地由高度集中的外匯管理體制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外匯管理體制轉變。請您談談改革開放前后，特別是近些年來，我國外匯領域出現的新變化。
吳念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曾經面臨著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兩大困境。“雙缺口”嚴重地制約著我國經濟發展。當時外匯管理的主要目標就是保障國家對外匯這種稀缺資源的高度集中和統一支配。現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進出口和外匯儲備的大國，已經告別了外匯短缺時代，因此，我國的外匯管理已從過去的重于創匯、收匯向用好外匯、管好外匯轉變，要在使用外匯中得到保值和增值。我國外匯管理的主要目標應該從“寬進嚴出”的強制性結售匯制度轉變為意愿結售匯制度，以實現外匯資金流入和流出的均衡管理，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和服務經濟發展。其他的轉變有：
從被動的外匯風險管理向主動的外匯經營管理轉變。所謂外匯風險就是外匯匯率變動帶來的外匯價值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可能給外匯持有者(企業和個人)帶來收益，也可能給外匯持有者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因此，按照市場原則，主動經營外匯，學會如何防范和轉移外匯風險，選擇持有哪些外匯資產，處理好收益與風險之間的辯證關系十分重要，變被動的外匯風險管理向主動的外匯經營管理轉變。
由國家統擔外匯儲備風險向各經濟主體自擔風險轉變。隨著我國外匯管理制度的改革，隨著“意愿結售匯”的制度的推進，由國家統擔外匯風險的格局，向各持匯主體轉移。
人民幣由部分可兌換逐步向完全可兌換轉變。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步伐加快。2002年我國推出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允許境外投資者投資于我國資本市場；隨后，相繼允許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以自有資本或代客從事境外證券投資業務(QDII)等。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領域也逐步擴大。到目前為止，我國資本項目已經實現了部分可兌換，隨著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人民幣可兌換的步伐將會加快，最終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
還有從大力引進外資向有選擇地引進外資的轉變、外匯儲備資產進一步向儲備資產多元化的轉變、由外匯儲備大國利益向區域化和國際化的大國責任轉變，等等。
以新思維審視中國的外匯
記者：外匯領域出現的這些新變化會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外匯儲備管理、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產生什么影響？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外匯？
吳念魯：我們必須要用新思維、新視角、新思路來審視中國的外匯。
重新審視人民幣與外匯之間運動的關系。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國內無論哪一種形式的債權與債務結算均必須以人民幣為媒介。然而在我國與國外經濟實體發生了經濟金融業務關系后，其債權債務的結算運動方式則表現為：外匯的實體在國外，債權債務的轉移運動均表現在我國銀行在國外銀行(包括自己的海外聯行)的往來賬戶上，即收入外匯貸記，支付外匯借記。在我國外匯資金的收入、支出、流入流出構成了外匯資金的運動，它在每一個環節都與人民幣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就外匯運動來說，任何一個時點上，外匯資金的流量的運動結果將主要反映兩個存量的變化：一個是國家外匯儲備，一個是國家對外債權債務。外匯資金收入和支出的流量構成國家外匯儲備存量的變化；外匯資金流入和流出的流量運動則構成國家對外債權債務存量的變化。而上述兩組外匯資金的存量與人民幣資金的關系是各不相同的。為此，在新時期，人民幣與外匯資金的運動關系是否發生改變，對經濟金融發展的影響是否出現新的特點，必須進行再認識。
重新審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一般來說，人民幣在國內的購買力代表了它在國內的價值，但它在國外具有的價值要通過匯率來體現。實行怎樣的匯率制度是一個國家自己的主權。在新時期對匯率的研究和改革必需要充分認識，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主要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目標、經濟規模、經濟開放程度，進出口貿易結構、通貨膨脹狀況、金融市場化程度，其中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目標對匯率選擇起根本作用。因此，研究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要切實把握我國外匯體制和外匯管理狀況，匯率改革是否與外匯體制改革相適應，與改革開放相適應，與宏觀經濟調控相適應。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人民幣匯率的運行機制也有所改進，并發生了很多實質性的變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趨勢增強。因此，只有重新認真審視這些變化，才能在新時期中，進一步明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方向，才能進一步在國民經濟和對外經濟金融往來中發揮經濟杠桿作用。
重新審視外匯儲備管理與風險。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強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積極探索和拓展外匯儲備的使用渠道和方式，采取綜合措施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他的講話指明了我國外匯儲備經營改革的方向。
當前，我國經濟金融界和許多學者對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經營管理、重新構建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提出了不少積極的建議和構想。我認為，首先必須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形成、性質、特點再作深入的認識和分析，從全球國際收支失衡、全球外匯資產配置失衡、中美之間經濟和貿易的特殊關系和模式來加強認識。所謂中-美獨特的共生儲蓄消費模式。簡單地講，該模式就是美國通過貿易逆差消費中國商品和勞務，以拉動中國經濟增長；而中國將獲得的順差購買美國國債，供給美國消費，因此形成中國儲蓄-美國消費兩個經濟體協同增長的發展模式。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失衡，先應從美國做起，改善美國經濟結構，調整美國金融體系。與此同時，我國應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用資本輸出帶動商品輸出，加快對外投資，實現生產、銷售本土化，調整出口商品結構和出口地區結構，增加高新技術的進口，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時期改善我國國際收支失衡，不是一日之計，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我國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規避儲備過多產生的機會成本風險、匯率波動風險、金融資產貶值風險、以及相關委托保管存放的金融機構倒閉的風險，應努力做到外匯儲備的“安全、靈活、保值、增值”，努力減少外匯儲備過多的存量，努力減少央行基礎貨幣的投放，努力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運作水平，努力適當調整外匯儲備的構成，這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當然，改變調整我國外匯儲備組成以及各種金融資產的構成涉及到我國國際收支發展戰略，也即對外經濟貿易投資等一系列的重大方針政策，這都需要認真審視。
重新審視外匯管理的原則和理念。在新時期新的形勢下，特別在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如何用新思維、新視角審視資本項目下外匯資金的管理，是繼續實行計劃管理，審批制度，還是將外匯管理的理念和原則從管理逐步向監管、監測、服務、預警轉變。如何進一步為促進外匯的雙向流動創造條件，如何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條件，如何為資本項目的完全開放創造條件，也就是說在外匯管理的理念上要有超前意識和準備，為加快實現人民幣可兌換打下基礎，同時，也要把握好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應對好國際短期資金，特別是熱錢的沖擊和干擾。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研究。
重新審視人民幣可兌換與國際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下的市場化的商品經濟，是開放化的商品經濟，它要求將國內價格體系與國際價格體系聯系起來，將國內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融入世界經濟結構，以市場作為合理配置資源的基礎方式。它要求充分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以促進資金雙向合理流動，優化國內資源配置，加速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就要求人民幣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兌換的。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深化，資本自由流動已是必然的發展趨勢。2001年12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交往的規模迅速擴大，所形成的各種債權債務結算不斷擴大。這都要求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成為可用于貿易支付結算的貨幣。在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按照“三角悖論”的觀點，中國現階段要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只有放棄資本的自由流動，但從我國外匯體制改革，從經常項目完全開放到逐步放開資本項目的進程來看，充分說明中國正以中國式的改革方式，創新性地在保持國家宏觀調控的前提下，正確地處理了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與金融政策三者協調的關系。也就是說，必須以新思維積極審視和探索，在實現了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仍然能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較好的維持匯率的穩定。
同時，我們也應從戰略高度出發，加快推進資本項目的開放，實現人民幣的可兌換，從而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中國應加快制訂和提出實現人民幣可兌換與國際化的實施方案和時間表，以及對利益和風險進行全面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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