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個人·說清楚了好在哪里，我就可以仰天長笑了
人物周刊： 20多年來您寫了幾百萬字經濟散文，寫作動力何在？誰是您各類型經濟文章的目標讀者？
張五常：我是1967年開始做佃農理論的，現在的中國經濟制度，每個地區都等于是佃農制度，合約安排是一模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
很難找到一個比我更適合做中國經濟制度研究的人，這是天意。制度上的任何風吹草動，我都在行。假如我沒有做過佃農理論的研究，我也不清楚現在中國發生了什么。
我的經濟散文，是寫給普通愛好者看的；我的政策分析文章，是寫給北京的朋友看的；我的經濟理論文章，是寫給科斯和艾智仁他們看的。贊揚或批評，我不是很在意的，科斯和艾智仁對我的思想有偏愛，其它人對我的評價怎樣就無足輕重了。從來沒有學生能獲得這兩位大師的日夕訓誨，而這個學生竟是一個中國人，天下間哪有這么幸運的事？
人物周刊：如果這幾百萬字只有一個主題的話，您怎么概括這個主題？
張五常：徹底清除錯誤觀念是很難的，但是讓它早點消逝不困難，我1980年代、1990年代做的，就是做這容易做的事。事實證明我說的是對的。那時，天底下都悲觀，只有我一個人樂觀。1983年，我說中國將有20年的高速發展期，弗里德曼說，張五常是天底下最樂觀的人。可不是嗎？批評、說哪里不好是簡單的事了，但準確說出好在哪里卻很難，不能準確說出這大奇跡如何得以發生，我對自己的學術人生是不滿意的。說清楚了這個好，我就可以仰天長笑了。從產權及交易費用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改革，精彩之極，只可惜，知道其奧妙者寥寥無幾也。
人物周刊：1980年代，您的經濟文章是一些政府部門負責人決策時的重要參考，那時候是您對中國最用心的時候？
張五常：我現在更用心。但我不想領什么功，中國改革的功勞是在共產黨，在北京，我不過是個學者，遠觀廬山，又近距離深入觀賞、調查，識得其中的要義。我只是盡一個經濟學者的義務，在旁邊提點一下。僅此而已。
人物周刊：現在部分政府部門決策者本身就是學者，再加上眾多海歸，可能參考您意見的人少了，是壯志未酬，還是不聽就不聽，算了？
張五常：假如在乎他們聽不聽得進我說的話，我活不到今天的，早就死了。我盡量寫多點文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見，其實是無所謂的。那時候我的意見不管被不被參考，我都還看得清楚，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提供決策參考的，是那些從外國回來的人，那些搞博弈理論的人，要從外國搬回來那一套。這是個大問題。
人物周刊：現在中國的經濟制度，天底下，是您看得最清楚？
張五常：對于中國的經濟制度，跟蹤了那么多年，多知道一點是應該的，可以不謙虛地說，我比我認識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
人物周刊：您的經濟推斷很少出錯？您認為應該讓誰來判斷經濟學者各式各樣的理論呢？在我們的感覺里，有些經濟學者的理論空洞無物。
張五常：不是沒有錯過，是比別人錯得少。在經濟實踐上，中國要重視的是制度，不是“主義”或什么“經濟理論”。因為有不是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有經濟學的謬論，也有對中國問題無足輕重的經濟學，不要被誤導。中國改革付不起這個奢侈的代價。
人物周刊：在采訪中，我們經常發現，有些地方官員好像只是為了維護“理論”，不是為了解決實踐中的新問題，在您對中國的調查中，是否有類似的感觸？
張五常：要從多方面看這個問題。說的和做的并不是一致的，可能說得左，做得右，也可能說得右，做得左。很多人讓我評價這個會議那個會議，我說我不清楚，說是一套，做的可能又是另一套。真假難辨。有的是說了和沒說一樣。不許外國人買房子，還不是照買，銀行也是莫名其妙，規定港幣不能拿出來，也不可以換人民幣，但是很多人還是照做的。所以，僅僅從會議上了解信息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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