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清華大學舉辦的“財政現狀與改革方向研討會”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王一江提出，可以考慮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月收入一萬元不要作為高收入人群調節的主要對象，而應是進入中產階級的起點。王一江指出，目前月收入1600元作為起征點過低，而把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群體視為高收入人群也并不太合適。
調高個稅起征點，不僅僅是學者的建議，也是民眾的心聲。11月5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的由該報社會調查中心組織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高達97.0％的人認為目前的個稅起征點不合適，與此同時，有同樣比例的人期待能將其調高。
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作比較，或許能更為直觀地看清這個問題。勞動保障部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最近幾年是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頻率最快、調整幅度最大的幾年。2004年3月前，十年間全國每個省份平均調整最低工資標準3.8次；2004年4月至2006年底，不到三年里，每個省份平均調整了1.9次。在調整頻率加快的同時，標準提高幅度也在加大。僅2006年，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一般都在30%左右，幅度最高的省份達到64%。
自今年9月1日起，上海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已經由每月750元提高到每月840元。自今年11月起，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每月已經調整到每月850元，而且，深圳市的地方法規規定：“每年對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一次。”這就意味著，如果個稅起征點保持不變，再過幾年，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就可能率先達到個稅起征點，到時候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從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把個稅起征點正式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當時，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根據財政部的測算，扣除標準從800元提高到1600元后，工薪階層納稅人已經從占總人數的60％減少到26％，結論是，“對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的效果是明顯的”。
但是，這個測算所依據的是當時的靜態數據，并沒有考慮到其增長性及通貨膨脹等因素。從2006年1月1日至今，雖然時間還不足兩年，但工薪階層的納稅人數已經遠遠超出了26%的比例，筆者查閱了相關報道，發現即便一些中小城市，其工薪階層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比例也遠遠超出了60％。
以目前的個稅起征點和1981年的相對比，或許更能清楚地看清現行個稅起征點的不合理性：1981年職工平均工資約為每月60元，而起征點為800元，大約為月工資的13.3倍；到現在，起征點已調高到1600元，而據國家統計局10月29日公布的數據，今年前9個月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為1853元，起征點僅為月工資的86.3％。如果比照1981時的比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法，把起征點定為24600元（即用1853乘以13.3）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淪入兩年不到起征點標準就顯得過低的困局。
個人所得稅的作用就是調節貧富差距，起征點太低，使它走向了反面——工薪階層成為個稅繳納的主體。誠如清華大學教授王一江所言，起征點過低壓制了中等收入者，而這一部分恰恰是社會中堅力量。十七大提出的目標是，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國的稅收政策應該能夠助推中等收入者的形成而不是相反。
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便總體呈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份額在減小，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份額在擴大。另一方面，我國國民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遠低于一些市場經濟較為成熟國家60％左右的水平。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夠完善，無論是教育、醫療、住房等等方面的支出，都嚴重依賴居民的個人收入。
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施行更寬松的個稅政策，減輕中低收入者的負擔，這既有利于拉動內需，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大問題，也有利于藏富于民，實現國富民強。（陳軍華 漫畫：劉道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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