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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楊憲益
年輕時的楊憲益和戴乃迭。 （資料照片）
戴乃迭與楊憲益，堪稱中外聯姻珠聯璧合的典范。
戴乃迭，原名Gladys B. Tayler,婚后易名為Gladys Yang,于1919年生于北京一傳教士家庭。其父J.B Tayler,中文名戴樂仁，畢業于倫敦經濟學院，上世紀初到中國傳教，曾任燕京大學首任經濟系主任，并負責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學）事務；后又幫助中國創建工合組織（CIC），致力于賑荒救災工作。母親塞琳娜是傳教士兼教師。戴乃迭行四，上有三個兄姐，下有一個弟弟。
戴乃迭在北京度過了快樂的童年。春節的廟會，元宵的花燈，清明的風箏，以及花轎、人力車、胡同和小金魚，特別是那拉煤進城的駱駝隊的悅耳的駝鈴聲，給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戴乃迭家境優渥，在抽屜胡同有座玲瓏別致的小四合院，北戴河海邊還有棟小別墅。夏日她與姐弟們在海灘數腳印或騎毛驢游戲；冬日到燕京大學的湖面上溜冰玩耍。某日，戴乃迭與姐姐騎著童車在馬路上玩耍時，被幾個好奇的大兵圍住，向他們發問、逗樂。母親為此深感不安，于1926年帶著兒女們返回英國。
戴乃迭在柴郡先讀一年小學后，入瓦汗斯托堂的一家教會學校當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課很出色，曾榮獲一項國家獎學金。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當年牛津大學有許多俱樂部性質的協會，導師修文斯先生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協會。緣此，她結識了后為該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楊憲益本是津門富家子弟，才華橫溢。他的聰明、調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著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國情結使她對楊憲益一見鐘情。當時，日本侵略中國日甚，楊憲益主持的牛津中國協會反日活動十分活躍，他將100多人的組織發展到了1000多人，錢鐘書、楊絳、俞大縝、俞大絪等皆是成員。楊憲益到處發文章、演講、募捐，戴乃迭一道參與，她也成了堅定的反日戰士。戴乃迭回絕了英籍追求者B,認定了楊憲益，兩人感情日深。
楊憲益晚年回憶說，他愛戴乃迭，除了為她驚人的美麗所吸引外，還發現她有一顆質樸的心。她清新脫俗，沒有英國上流社會女孩常有的虛榮與勢利，這一素質在“中國上層的小姐們之中也很少見”。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對朋友們說：我愛的不是楊憲益，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雖是一句戲言，但卻真實地反映了戴乃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摯愛。
自結識楊憲益后，戴乃迭毅然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中國文學，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畢業生。楊憲益也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英國文學。這種互補為兩位異國青年日后在翻譯界（中譯英）造就輝煌奠定了基石。是時，他們合作譯出了《離騷》。戴乃迭說：“實際上是楊憲益將中文譯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寫成對偶敘事詩。”譯文發表后，著名的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大吃一驚，幽默地評論道：“這部《離騷》的詩體譯文在精神上與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復活節雞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
1940年某日，楊憲益在牛津大學的宿舍中開了一個早餐會，正式宣布他與戴乃迭訂婚的消息。
此前，戴乃迭的母親已知女兒與一中國青年談戀愛，明確表示反對。她召回正在巴黎度假的女兒，嚴正警告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后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們會自殺的。”并預言：他們的婚姻不會持續4年。戴乃迭是位有獨立主見的女性，不為母親的告誡所動。倒是父親老泰勒開明、豁達。他知道后，為兩個年輕人祝福，但仍告誡女兒：“先別忙著結婚，一定要在中國內地住上幾年，如果覺得可以受得了那個苦，再結婚。”
1940年楊戴二人由沈從文、吳宓推薦，接到西南聯大的聘書，決定回國。戴乃迭在辦簽證時遇到了點小麻煩。
簽證官員問：“你一個年僅21歲的姑娘，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去中國？”
“我要去中國一所大學任教，我有合約。”
“你不能相信中國人的合約。”
“我跟一個中國人訂了婚，我們將一起去。”
“你要是發現他早已有了兩位太太呢？那我們將不得不由政府出錢將您帶回。”
“我父親在中國，為工業合作組織工作。”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官員這才放下心來，給戴乃迭辦了簽證。
是年夏，他們經加拿大到香港。那時因戰爭故貨幣貶值，楊家已敗落。楊憲益發現自己一夜間成了窮人，路費還是向準岳母借的。到了香港他們已囊空如洗，困居數周后，準備變賣行李結賬。幸得戴樂仁的舊友陳翰笙博士周濟，才于中秋之夜飛抵重慶，與逃難抵渝的楊母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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