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投親靠友，大多數自主外遷的移民都是由中介介紹的，中介情況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繞過政府的民間行為，埋下了很多隱患。”三峽移民問題專家雷亨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政府組織的外遷工作，始于1999年5月召開的三峽工程移民工作會議。政府作出了“鼓勵和引導更多農村移民外遷”的政策調整，經過與上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11個省市協商，同意將重慶市和湖北省的12.5萬三峽庫區農村移民，向這11個省市及重慶和湖北的非庫區縣外遷。從巫山遷到廣東省惠州市良井鎮的黃義清和同行的69名移民，正是政府組織的“大遷徙”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相對于自主外遷，政府組織的外遷“好處很多”，比如政府會給外遷移民建移民村，分給每人25平米的住房面積，在外遷地做生意，還享受三年不交任何費用的政策優惠。
因為村里還沒有完全被淹，何貴珍一家一直捱到2003年年底才收拾包袱搬到湖北荊州市川店鎮古松村居住。
“把家里能帶的東西都帶出來了，當時就想一頭扎根在那兒，再也不回來了。”臨行時，何貴珍在自家后山埋下穿了多年的黑土布鞋，算是留給家鄉的一點念想。
“日子怎么過？”
“剛一來，我們就想走了，很失望。”說話的是何貴珍的妻子黃世梅，因為幼年一場疾病落下的病根，黃世梅左眼失明，只有右眼能看見。
“當初的承諾，沒有一項兌現的。”何貴珍接過話茬。按照當地政府當初的承諾，只要三峽移民搬遷到湖北，就會有現成的房屋和土地供其居住和耕種。一家人到了古松村，沒田種也沒房住。花了22000元買下當地村民的一套二手平房，才換來了兩畝八分地。種上稻谷，這些稻谷就是家里主要的糧食來源。
“日子怎么過？”
何貴珍夫婦想到了“打菜”，也就是從農民手中批發蔬菜，再擺攤轉手來賣，一天掙十來塊錢，勉強度日。過了半年光景，“打菜”的日子眼看著也維持不下去了。
一家人難以忍受的，還有寂寞。妻子黃世梅幾乎不和當地居民交流，過著深居簡出的日子，只是逢年過節到同村搬去的移民家串串門，而其時7歲的女兒何丹，也很不適應在古松小學的讀書生活。“大部分都是湖北本地的，我說不來湖北話，合不攏。”何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很想念家鄉的小伙伴，在那里，她很孤單。
令何貴珍不悅的還有，古松村早年成立了一個信用合作社，當地政府要求每人交500塊錢的安置費存到合作社，并承諾每月都會付利息，何貴珍一家三口，交了1500元。合作社垮臺以后，本金打了水漂，更別提利息了。
移民何貴林回憶，他2004年到北京打工，公安局例行查戶時，發現他的身份證在電腦上竟“查無此人”，將他關了24小時；后經打電話到古松村核實，才了結此事。“戶口根本沒有給我們上！”何貴林很是氣憤。古松村這批巫山移民的戶口補辦手續，直到2006年才落實。
類似的遺憾也發生在黃義清等人身上。2002年，家住巫山老縣城的黃義清和同鄉劉長康、李德生等69位移民搬遷到了廣東省惠州市良井鎮。到了惠州，包了幾輛車趕到位于良井鎮的移民安置點。
“心都涼了半截。”65歲的黃義清搖搖頭，呈現在他們面前的移民安置房是兩排孤零零的平房，玻璃窗上還有很多泥灰沒有擦干凈。
有著十幾年網箱魚養殖經驗的劉長康頗具生意頭腦，他原盤算在良井鎮開開飯館，做做副食生意，大展拳腳一番，“誰知那里工廠少，沒有人氣，人旺不起來。”做生意的念頭也就很快打消了。
因為語言不通，移民們基本不與本地村民交流，而與本地人的隔閡也隨處可見。黃義清舉了一個例子，“屋子只有一層，我們就把飯端到壩子里來吃，一些干部、社員就騎摩托車來，像看猴一樣看我們吃飯。”
當然，這種“不適”感也是有個體差異的。同樣是被安置到同一村子的移民，有的選擇了返鄉，有的還是扎下了根。
艱難的回家路
2005年5月，妻子黃世梅的娘家叔叔去世了，何貴珍一家連夜趕回了巫山。這是搬遷后何貴珍第一次回到家鄉。這一回，就再也挪不動了。
此前，同村的何貴林帶著一家四口已經從湖北省荊州市川店鎮古松村回到了巫山新縣城。送行的時候，自稱多年沒有掉過淚的何貴珍，硬是伏在何貴林肩上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場。“當時就埋下念頭，我們遲早也是要回的。”何貴珍說。
回巫山的前夜，何貴珍把在湖北置辦的房屋以6500塊錢的低價賣了，而這筆錢，只是當初買價的三分之一。“這么一來二去的折騰，家里的錢都花光了。”何貴珍嘆了口氣。
據統計，東坪二組遷到湖北的118人，只有十來人還留在湖北，其余的人都回了巫山。
然而，回家的路并沒有想象中簡單。
三峽大壩蓄水水位逐年升高，曾經的家，早淹沒在滾滾江水間，依山而建的巫山新縣城，多了些繁華，卻讓“返流”的移民少了些親切感。
沒有房住，何貴珍一家就在巫山新縣城平湖路的碼頭上，搭了一個棚子，用油布撐起來，一住就住了兩年。“夏天熱，冬天冷，太難過了。”妻子黃世梅說。
水位不斷升高，碼頭也無法安身了，何貴珍一家上岸，先是寄住在親戚家，2008年才搬到了現在的“家”。“家”是與人合租的，在巫山縣平湖西路的一幢八層老樓內，每年1900元的房租。
這間15平米的逼仄房間內，豎放著兩張床，中間用一些衣物、棉被和書籍堆砌起一米高的“隔斷”，這也是何貴珍家的全部家當。女兒何丹就睡在靠窗的那張小床上，何貴珍夫婦睡另一張雙人床。“女兒一天天大了，很多不方便。”黃世梅嘆了口氣。
12歲的何丹是個十分沉默寡言的女孩，采訪的大多數時候，她只是靜靜地發呆，只在記者問起她未來的理想時，何丹才微微顯出一絲憧憬，“讓爸媽住一套好房子，在大城市里住。”
或租房，或投親靠友，成了這群”回流”三峽移民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途徑。
黃世梅現在是家里唯一的收入來源。2008年，經熟人介紹，黃世梅去了縣城里一家洗腳城工作，一個月2000元收入。喪失勞動能力的何貴珍，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家燒水做飯，做好妻女的后勤工作。
45歲的鄧以柱2000年從湖北松滋回到巫山縣城，一家五口在巫山縣城的平安租賃站租住了一套60平米的房子，年租金4800元。與何貴珍家相似的是，鄧以柱也是家里唯一的收入來源，如今，他在縣城一個建材租賃點做搬運工，每天裝10車，每車1噸，每車掙2塊5，月收入在1300元左右。
像這樣的“一頭擔”家庭，在“回流”移民中不在少數。還有一些家庭，丈夫或妻子一方留守縣城，另一方就去沿海打工。
37歲的何貴林，家里有兩個尚在讀書的女兒和一個老人，妻子2003年就去廣東佛山玩具廠打工，常常是一兩年回來一次，何貴林就在縣城濱江路買了幾輛自行車，晚上7點開工向游客出租，一直忙到半夜收攤。“能勉強把生活維持著走。”何貴林說。
生活依然是吃力的，但是很少有一個“返流”的移民愿意回去，“家鄉畢竟認識的人多些，熟人多了路好走。那邊(遷出地)沒地沒房，還要受氣，日子更不好過。”何貴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不被故鄉“承認”的人
2006年的一天，65歲的黃義清出門不慎摔斷了兩根肋骨，小兒子找到了巫山縣政府，想咨詢醫療費的問題。“某處負責人直接大手一揮，把我們擋在了門外，說了一句，你們是廣東人，我們管不著。”黃義清心里咯噔了一下，祖祖輩輩在巫山生活了這么多年，第一次被人稱為“廣東人”，感覺別扭極了。
此前，“返流”的黃義清一直住在小兒子家，靠著家里兩個兒子每人300元的生活費過活。相似的情況發生在57歲的黃湘秀身上。2002年，黃湘秀和老伴“隨大流”從廣東省惠州市良井鎮回到了家鄉巫山，住在大女兒家中，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每人出200元，負擔兩個老人的生活費。
同樣“返流”的楊于林，回到了老家巫山縣巫峽鎮桂花村，與91歲高齡的老父親、63歲的殘疾哥哥相依為命。家里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楊于林兩個在廣東打工的兒子每月寄來的600元生活費。
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子女接濟幾乎成了這些老年人唯一的經濟來源。
黃湘秀很是羨慕曾是鄰居的韓長坤。因為是就地后靠(三峽移民政策中的一種，就是原來在庫區住的人，搬到后移的新建的縣城或者就在自家原來的山上，沒有被淹沒的地方)，63歲的韓長坤不僅有養老保險可以領，還有每月1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費。“錢不多，但生活還是要"松活"些，”韓長坤說。在重慶方言里，“松活”的意思是輕松。
同韓長坤一樣就地后靠的巫峽鎮桂花村村民楊世連，把家安在了巫山新縣城，靠著活絡的生意頭腦，在縣城的繁華地段神女大道開了一家咖啡館，“月入七八千不是很難的事。”楊世連頗為自豪。收入已是相當不錯了，憑著本地戶口，楊世連一家四口每人還能領到最低生活保障費，共計每月400元。
“湖北人“的身份，對于何貴林的意義，就剩下還能領到每年每人600元的后期扶持費，總計扶持20年。
對于何貴珍一家而言，更嚴峻的問題是女兒何丹的學費。因為是“湖北人”，12歲的何丹在巫峽中學就讀，得交7000元的議價費，而每月2000元的家庭收入，實在是杯水車薪。“我們很多人都是貸款讓娃兒去上學的。”“返流”移民何貴林，面臨的是上初中的大女兒7000元、上小學的小女兒5000元的議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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