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移民之巨史無前例。潘家錚承認，“對移民問題當年看得過于簡單了些。”
新安江的教訓讓李銳一直對三峽移民懷有戒心。
“禍是我出的。”李銳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1950年代，他任水電總局局長，為緩解華東用電困難，下決心爭取把新安江電站由兩期開發改為一期開發，移民30萬，“敲鑼打鼓送走”。
1979年，“文革”中曾在北京秦城監獄被關押8年的李銳恢復工作，任電力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新安江移民，“幾萬人回來了，沒法生活。”
不得已，李銳再爭取資金讓他們重新移出去。
三峽工程移民一百多萬，四倍于新安江電站，這是李銳等“反對派”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一個重要理由。“就地后靠，種桔子，怎么可以說得那么輕巧？”李銳對本刊記者說。
潘家錚也承認，“對移民問題當年看得過于簡單了些。”
后來的移民政策一再調整，便“順理成章”。
10斤種子換來14斤收成
非自愿性移民，一直是世界工程建設中的一大難題。
三峽工程構想之始，決策者優先考慮的是財力能否承擔、技術是否可行，但浩大的移民始終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
1980年代三峽工程正式上馬論證時，庫區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成為“主建派”和“反對派”論戰的焦點。
70歲的重慶市原副市長、國務院三峽建委原副主任甘宇平對《瞭望》新聞周刊說，有關部門當時做過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到1980年代中期，全國修建大小水庫8.6萬多座，移民逾千萬人，由于對水庫移民復雜性認識不足，造成許多遺留問題，上千萬移民中，安置較好、生活穩定的僅占1/3，有的越搬越窮，溫飽都得不到解決，長期成為一些地區的不安定因素。
三峽移民之巨史無前例，能否跳出以往越搬越窮的“怪圈”？無經驗可循。
1985年8月，國家計委與國家科委組織的三峽工程淹沒與移民專題論證組提出《三峽水庫淹沒與移民專題論證報告》，專家組對150～180米多個蓄水位方案淹沒搬遷情況進行調查測算后，表示“鑒于淹沒與移民問題非常復雜，今后仍需組織力量，對不同方案的移民辦法進行調查研究”。
為探索解決這一“世界級難題”的途徑，1985年國務院決定在三峽庫區進行“開發性移民”試點工作，改變過去一次性賠償的辦法。
所謂開發性移民，即利用移民計劃的投資，作為發展當地經濟的資金，以“合理地開發利用”當地資源，拓展移民環境容量，以圖就地消化移民問題。1992年，國務院向全國人大作說明時，此舉被當作一條成功經驗。
1986年三峽工程重新論證后，水電部部長、論證領導小組組長錢正英主持移民專題論證。
錢正英1999年在水利部歡慶新中國成立50周年大會上回憶道，在論證過程中有過爭論，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孫鴻烈和幾位專家，專門找她提出，三峽庫區的環境容量不夠。
1988年，論證領導小組第七次(擴大)會議對移民專題作出結論：“三峽工程移民安置任務艱巨，但有解決的途徑和辦法，只要提前進行開發，并實行科學管理，經過努力可以把移民安置好。”
“論證是按照大多數的意見做了結論。”錢正英說，“但我個人思想上還是做了最壞的打算，準備了第二手。”
她設想的“第二手”是，“三峽水庫淹沒的農田面積是35萬畝，以中國之大，在某一個地方，劃出35萬畝農田，或者圍墾出35萬畝土地，再加上就地后靠等措施，還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三峽工程開工后，不出幾年，庫區人多地少、生態承載能力不足的基礎性矛盾凸顯。據重慶市移民局調查，重慶庫區后靠農業安置的15.57萬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畝，不足0.3畝的有2.8萬人。
在庫區沿江兩岸，本刊記者時常看到形狀不一、面積甚小的耕園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坡地上，后靠用地的質量遠遜于淹沒前的河灘地。
重慶庫區的“首搬首淹鄉”——巫山縣培石鄉，1500多名移民就地后靠，人均耕園地0.3畝。當地人士對本刊記者說，移民分到的山坡地坡度最大在四五十度以上，“一鋤挖下去滿是碎石。”
村民譚少權在安置地上種小麥，撒下10斤種子，來年收成只有1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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