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健康報告》指出，經濟系統是構成其免疫系統的第二道“防線”，沒有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國家的生存競爭能力、持續發展能力、防范風險能力等就會大大降低。經濟系統的“景氣程度” 、“健康狀況”、“免疫能力”可由其經濟的整體實力、發展水平、發展質量、以及國家信用水平和戰略資源保障程度等方面指標直接或間接的予以表征。
經濟總量和規模是國家地位、綜合實力的基礎，也是其經濟影響力和控制力大小的“指示器”。“船大抗風浪”，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強大的經濟實力可以保證國家具有較強的抵抗風險，尤其抵抗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避免國家經濟產生大的波動和動蕩，是防范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衡量國家經濟規模的基礎指標，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在其著作《經濟學》中稱：“國內生產總值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與太空中的衛星能夠描述整個陸地的天氣情況非常相似，國內生產總值能夠提供經濟狀況的完整圖像。”當今美國在全球經濟中占據著巨大份額，約占世界GDP的25%左右，在國際金融交易中所占的百分比更大。自2007年美國發生嚴重的次貸危機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就美國是否正走向衰退展開辯論。2008年美國《外交政策》（3～4月號）發表《即將到來的金融流行病》一文指出，美國經濟不再僅僅是患了一點兒“感冒”，它現在處于痛苦而頑固的“肺炎”早期階段。“世界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賴不斷加深，往往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其他國家有理由擔心美國的金融“病毒”可能引起一場全球經濟“傳染病”。雖然不是每個國家都會步美國后塵陷入全面衰退，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聲稱自己有免疫力，其他國家至少應該估計其經濟會大幅下滑。由于更大程度的貿易和金融一體化放大了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美國對其他國家增長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外溢效應。
經合組織（OECD）認為，“在2015年之前，中國有望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經合組織最近發表的一份相關著作的作者安格斯·麥迪遜提醒說，在被歐洲超越之前，中國曾在很長時間里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到2030年，中國很可能占全球經濟的23%，“它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地緣政治影響肯定將是最重要的”。安格斯·麥迪遜強調指出，中國登上最高領獎臺的第一步，是保持“正常”狀態。
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有著重要影響。世界發展歷程的一般規律，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其經濟迅速“起飛”（take-off）階段，即人均GDP處于1000~3000美元時，往往是該其“政治容易動蕩、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倫理容易失范”的的關鍵期。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是一個重要標志，它意味著經濟發展躍上一個新的臺階，也意味著經濟發展步入了一個充滿機遇、面臨高風險的關鍵發展階段，既是一個“黃金發展期”，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可能出現兩種前途、兩個結果：一是象韓國、新加坡等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在這一時期較好地處理了各方面的關系，實現了持續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一些國家在這一關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動蕩、停滯和后退，掉進了“拉美陷阱”。美國國防部曾在一項調查中，對不同收入組的國家中1958～1965年發生暴力沖突的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研究表明國家發生動力或暴力沖突的比例與國民收入存在非常密切的關系，在貧困國家發生暴力沖突的概率要比富裕國家高的多。
GDP增長率通常用來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趨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經濟的良好運行狀況和國家經濟發展的活力。GDP增長率過低，導致經濟缺乏活力，從而帶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而GDP增長率過高，也存在不利的方面，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結構失衡、資源環境壓力增大等諸多問題。從歷史經驗來看，很少有國家能夠保持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曾一度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典范，但都在經歷了一段較高增長之后，速度逐漸降了下來。經濟增長要避免大的起伏，只有可持續的、相對平穩的高速經濟增長才能為國家的經濟提供強大的免疫能力。
真實國民儲蓄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GDP是一個衡量經濟發展水平非常有效的指標，但它沒有考慮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的消耗、環境的損害、自然資本存量的變化等。世界銀行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真實儲蓄（genuine savings），對于傳統的國民儲蓄的概念進行了擴展和調整，真是國民儲蓄等于國內總儲蓄減去固定資產消耗加上教育支出。再減去自然資源消耗和污染損失。
真實儲蓄是衡量未來福利前景的一個很好的指標，它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把消費流維持在一定水平上的能力。真實儲蓄可以測算給定資產價值的變化（不包括資本收益）。如果一個國家真實儲蓄是正值，而且核算包括了范圍足夠廣的資產，那么就表明社會福利的現值處于增加狀態。相反，如果真實儲蓄持續是負值，則表明經濟是不可持續的。當國家的GDP的增長率和真實儲蓄都為正值，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不是以超額支出未來的資產為代價的，經濟可持續性較強，經濟崩潰的風險較小，比如中國、博茨瓦納等；而當國家的 GDP的增長率為正值，但真實儲蓄卻為負值，比如烏茲別克斯坦、阿塞拜疆等，這些國家在獲得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大量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提前支出了未來的資產，卻沒有進行合理的補償，經濟的可持續性較差，面臨著很大的風險。
同個人、企業信用一樣，國家信用（state credit）是國家或政府為債權、債務主體所形成的信用，它包括國內和和國外兩部分。國內國家信用主要是“內債”，是政府以債務人身分向國內居民和企業單位以公債、國庫券形式借款，以及在特定情況下向中央銀行透支或借款；國家信用的國外部分，包括國家以債務人身分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以債券形式籌資，或向國際金融機構或外國政府借款等形式。國家信用既是國家為彌補收支不平衡、建設資金不足的一種籌集資金方式，同時也是實施財政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一種措施與手段。國家信用的財務基礎是國家將來償還債務的能力，這種償債能力源于屬于國家（全體人民）的財務資源，它的現金流來源于三個方面：國家的稅收收入、政府有償轉讓國有資產（包括土地）獲得的收入以及國家發行貨幣的專享權力。國家信用是國家的“形象品牌”和“無形資產”，是一種特殊資源，但是，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建立和維護良好的國家信用，需要國家長期的投入成本。政府享有支配此種資源的特權，負責任的好政府絕不能濫用國家信用資源。國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一旦遭遇到金融風暴，很有可能連國家信用一起毀掉。目前，國際上一些著名的評級機構，如標準普爾、穆迪投資、機構投資者等每年都要發布全球國家信用評級報告。這一評級與國家在經濟方面的表現直接相關，關系到國家的形象，影響該國政府以及該國機構與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成本。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作為世界科技革命的產物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一種客觀的歷史潮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融合成統一整體，即形成“全球統一市場”；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規范經濟行為的全球規則，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經濟運行的全球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經濟一統天下，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因此，經濟全球化就是生產要素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各國、各地區相互融合成整體的一個歷史過程。實踐證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擴展與他國的貿易投資合作，最大限度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是實現本國資源優化配置、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徑。發達國家可以通過產業外移，更好地利用全球資源，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促進自身產業結構升級。全球化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對每個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又是一柄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但是我們往往低估了它的“脆弱性”，特別是對經濟實力薄弱和科學技術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面對全球性的激烈競爭，所遇到的風險、挑戰將更加嚴峻。貿易自由化和跨國資本流動使得發展國家經濟的獨立性下降，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加大，而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業開放將使經濟面臨更大的風險。同時，經濟全球化也是新一輪全球經濟不平衡的根源，通過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和金融國際化使得國際資本大量流向部分發展中國家，產品大量流回發達國家，體現為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雙順差和個別發達國家巨額的國際收支赤字。如，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盈余提供了發展所需的國際支付能力和體現為對外債權，但是過量的盈余卻是以犧牲本國生態環境、社會福利和發展質量為代價的，表現為國內消費不足、有效內需不足，財富大量輸出。經濟依存度反映一個國家與全球經濟的聯系、整合和一體化的程度，它有多種具體指標，最常用的是貿易依存度和資本依存度。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推進經濟體系國際化，就意味著一國的外貿依存度出現不斷升高的可能性。因此，為作為發展中國家，要更好地趨利避害，維護好國家經濟安全，必須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將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和基本立足點，不斷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逐步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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