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課題組的研究表明，國家財富、國家力量與國家健康是支撐國家生存與發展的三大本質要素和獨立變量，是國家生命歷程中所追求的三個有邏輯順序的、階梯躍升的國家目標境界，三者既相互獨立，缺一不可；又緊密相聯、相互影響。財富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物質基礎，力量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能力保障，而健康則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目標追求。在不同的時代，處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國家對三者的訴求是不同的，呈現出“財富型”、“力量型”、“健康型”的國家形態。既不能將財富不等同于力量和健康，也不能將力量等同于財富和健康；健康不僅表達為財富與力量的平衡發展，財富與力量的適時轉化，而且更集中地表達為對財富與力量的變革和升華。正確處理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要善于將財富釋放為力量和健康，將力量服務于財富和健康，將健康轉化為力量和財富，實現三者之間平衡協調、相互轉化、相互促進，形成良性互動，這才是是國家永葆青春、健康長壽的核心秘籍。
國家健康的內涵和標準是一個歷史的、相對的、動態的概念，國家健康表達國家向其理想運行狀態“零距”逼近的一個過程。若以今天國家健康的內涵和標準去審察歷史長河中的國家發展，那無疑是非常苛刻的，而且也是不科學的。探討歷史上“財富形態”國家、“力量形態”國家、“健康形態”國家之間自我演化、相互交鋒、相互轉化等蘊涵的內在規律，閱讀各種形態國家交織演化所呈現出的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我們得到一個基本的道理，國家發展和治理模式是否根植于本國傳統和國情，是否適應當時歷史發展和變革的方向，是否站在時代發展前列、引領時代發展潮流，是國家健康與否的核心判據。中國宋王朝和蘇聯為我們提供了典型例證，中國宋王朝是一個富裕文明的“財富形態”國家，但“宋朝模式”既不屬于那個時代，更不屬于當代的健康國家，因為它沒有意志和能力將國家財富轉化為國家力量，也沒有把國家財富投資于國家健康，獲取國家“健康紅利”。蘇聯是冷戰時期的一個超級帝國，屬于典型的“力量形態”國家，但它不是一個健康國家，因為它沒有意圖和能力將國家力量轉化為國家財富，將國家力量服務于國家健康，而是迷信武力，追求霸權，透支了國家健康。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大致走過了三個不同的生存與發展歷程。從1949年新中國誕生到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的30年之中，中國的首要任務是“謀生存”、“求獨立”，“不挨打”，因此在這一時期，國家發展和治理的基本戰略取向是建設“力量主導型”國家；從1978全面啟動改革開放到世紀之交的近20年之中，中國的首要任務是“謀發展”、“搞建設”、“不挨餓”，因此，“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是國家戰略的主題和核心，國家發展和治理的基本戰略取向是建設“財富主導型”國家；邁入21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科學發展理念和思想，引領中國發展跨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它標志著中國正在逐步超越傳統的“財富形態”國家和“力量形態”國家的發展和治理模式，正致力于建設一個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健康型國家。
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國家健康狀況總體呈現“達標—成長”特征。中國國家健康指數在45個國家中列第13位，不僅居發展中國家之首，高于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諸多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新加坡、韓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而且中國國家健康態勢呈現出持續、快速、成長的特征，它標志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正迅速由傳統的“財富型”和“力量型”國家向“健康型”國家轉型和躍進，成為國家健康的實踐者、先行者和示范者。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國家進取精神、國家責任、經濟活力、社會凝聚力等構成了國家健康的“優勢要素”；而國家反應能力、調控能力、創新能力及資源安全、環境友好等構成了國家健康的“劣勢要素”。特別是2003年以來，在“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理念指導下，中國以獲取國家“健康紅利”為戰略突破口，優先關注國家健康、投資國家健康，初步實現了“國家財富的創造”、“國家力量的培育”、“國家健康的保健”三者的有機統一，初步實現了國家“健康紅利”、“發展紅利”、“和平紅利”的整體優化，初步實現“人民幸福、社會和諧、國家健康”三者的協同演進。
改革開放30年，新中國成立60年，中國發展已站在新的起點、躍上新的平臺、步入新的階段，歷史預示我們，中國正迎來一個嶄新的歷史盛世，我們相信，具有中國特色、植根中國傳統的國家健康發展之路，必將成為引領21世紀全球發展的一個榜樣和典范！（摘自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健康報告》 楊多貴 周志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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