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對國家健康概念內涵的理解與把握，需要我們進一步嘗試探討和回答一系列問題：什么樣的國家才是健康國家？健康國家的本質特征是什么？衡量國家健康的宏觀判據和基礎標準是什么？識別國家健康的關鍵因子和臨界閾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實施國家健康管育，實現國家健康，實現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一個健康的國家，必然是一個綠色發展的國家。綠色，不僅代表生命，象征活力，預示健康，更是一種信仰，一種文化，一種文明；綠色不僅是健康國家的基本標志，更是健康國家的本質內核，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的“指示器”。綠色發展是指國家生理代謝、運行機制和行為方式等建立在遵循自然規律，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之上；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要與生態環境容量相適應，不能以損害和降低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和服務功能為代價，不能以危害和犧牲人類健康和幸福為代價；以追求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生產、生活與生態三者互動和諧、共生共贏為基本目標。綠色發展是國家健康的必選之路，綠色發展的核心標志體現于以生態健康為標志的綠色生命支持系統、以生態經濟為特征的綠色國民經濟系統、以生態文明為主導的人文社會系統三個基本方面。
一個健康的國家，必然是一個節約發展的國家。節約就是創造國家財富，節約就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節約是健康國家的本質屬性和內在要求，節約是一個國家生理代謝和行為責任是否健康的重要標志之一。“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歷史告誡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家庭，只有崇儉和節用，以勤儉立德，才能興旺發達，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節約發展的核心內涵是指一個國家在其生存與發展過程中，通過對資源的科學配置、高效和循環利用、有效保護與替代、公平公正占用，充分挖掘“節約紅利”（Economy-dividend），實現資源對國民健康和國民幸福綜合貢獻的“跨越式增長”，實現資源綜合利用效率的“倍增式躍進”，實現資源綜合利用效益的“臺階式提升”。
一個健康的國家，必然是一個行動敏捷的國家。行動敏捷是國家健康與否最顯著的標志之一。進化論的奠基人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有句名言“存活下來的不是那些最強壯的種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種群，而是那么對變化做出最積極反應的種群。”種群如此，國家亦如此。從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再到信息時代，每次時代的躍變，都使得國家敏捷度有一個質的提升，如果說過去國家生存法則是“大的戰勝小的”或“強的戰勝弱的”，那么今天國家生存法則是“快的戰勝慢的”，即“敏捷化生存”。在當今信息化和全球化“雙輪驅動”的時代，應對“時空壓縮效應”、“瞬時效應”、“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的挑戰，要求國家組織結構本身更富有彈性、靈活性、協調性，國家更富有應變能力、適應能力、學習能力和危機處理能力，能夠使用變化的、創新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應對嶄新的、錯綜復雜的、瞬息萬變的挑戰。
一個健康的國家，必然是一個進取創新的國家。進取創新是國家心理行為健康的內在規定，是國家健康與否的核心標志之一。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研究過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后來相繼消亡的文明之后的出結論，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文明自身喪失了進取創新的活力，必然會被歷史淘汰出局。進取創新是國家財富的源泉和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國家行為品格的精髓，是國家永葆青春的生命線。一個國家在其成長、崛起和興盛之時，無不具有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自我革新的品格；反之，則必然由盛轉衰，甚至最終走向衰亡。創新是當代國家必然的生存方式和發展選擇，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創新型的國家才能實現繁榮富強，只有創新型的民族才能興旺發達，只有創新型的政黨才能永葆先進性。
一個健康的國家，必然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國家作為一個行為主體，必須為其國民的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續發展承擔和履行責任，同時，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出于道義和社會責任，應為全人類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續發展承擔和履行責任，即國家責任（National Responsibility）。一個國家是否富有責任、是否勇于承擔責任、是否有能力出色地完成責任，是其心態、行為和道德健康程度的直接反映，它也構成了國家是否健康的基礎判據之一。一個偉大的國家往往并不是因為她比別的國家富裕和強大而被世人尊敬，而是因為她的“人格魅力”、“道德情操”、“誠信友愛”等品質而使世人“誠服”和“仰慕”。正如溫家寶總理指出：“如果我們的國家有比黃金還要貴重的誠信、有比大海還要寬廣的包容、有比高山還要崇高的道德、有比愛自己還要寬廣的博愛，那么我們這個國家就是一個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國家。”
一個健康的國家，必然是一個和諧發展的國家。和諧是以事物的矛盾和差異為前提的，是運動中的平衡，差異中的協調，紛繁中的有序，多樣性中的統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榮。和諧是國家健康的特征向量和本質屬性，是對國家運行狀態的一種理想的描述和表達。國家和諧不僅體現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人與人關系的和諧，而且還體現在國家與國家關系的和諧上。和諧理念，源于中國,屬于世界，中國明確提出了國家發展的“雙和模式”，即對內致力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倡導共建“和諧世界”。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世界既是平的，又是斷裂的，“和諧世界”是國家實現和諧發展的外部必要條件，“和諧世界”超越了國家的自私和自我中心，中國提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理念正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理解、贊同、支持和參與。
一個健康的國家，必然是一個國民幸福的國家。如果說“財富型”國家和“力量型”國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寓富于民”、“民富國強”，那么“健康型”國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則量是“寓福于民”、“民福國康”，即把以人為本，謀求國民幸福，追求國家健康，作為國家發展的最終目的，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國民是否幸福以及幸福水平的高低是檢驗國家發展的最終標準，也是檢驗一個國家是否健康的核心標準之一。一個健康國家應始終把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宗旨定位于盡最大努力為全體國民創造幸福生活放在第一位，不僅要“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而且更要“讓一切創造國民幸福的源泉充分涌流”，還應不斷提升國民幸福水平，以更好、更快、更大地提升國民幸福水平。只有超越唯財富”、“唯實力”、“唯競爭力”這些傳統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引入“寓福于民”、“民福國康”的新型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才能徹底醫治上述傳統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帶來的形形色色的“國家病”，從而使國家真正邁入“民福國康”這一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主導之下的健康發展軌道。
一個健康的國家，必然是一個協調發展的國家。國家作為一個“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NES），三者之間有機統一、相互耦合、協同協調是國家復合系統健康發展演化的內在規定和本質要求。國家協調發展表現為指支撐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諸要素、諸方面、諸層次之間在質量上相互適應、數量上相互匹配、功能上相互促進，在整體上呈現一種良好的狀態和有序的過程，呈現出多維度、多層次、多要素的經緯交織的特征。從全面、綜合和整體的角度看，國家協調發展的基礎宏觀判據表達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表現為支撐國家生存與發展的三大本質要素和獨立變量——“國家財富、國家力量和國家健康”之間的平衡協調程度。其次，表現為表征國家發展與進步程度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四者之間的平衡協調程度。最后，表現為構成國家生存與發展的代謝、免疫、神經和行為四大系統之間的整體協調及其系統諸要素之間多維度、多層次的平衡協調程度。
（摘自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健康報告》 楊多貴 周志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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