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
聽證會上，雖然消費者參加人名單中存在個別參加人身份搞差的問題，但并沒有改變13名消費者參加人的整體構成，其作為消費者的屬性沒有變，是合法的。
解說：
2009年下半年以來，各大城市一場又一場水價聽證會，雖然最終都實現了漲價。但是，圍繞著一場又一場聽證會，各種各樣的爭論卻使我們不得不擔心中國聽證會制度的未來。如何吸引公眾參與，設置聽證會的目的是什么，決策民主如何實現，疑問還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它們都需要得到解決。
主持人：
王教授，您是這方面的專家，剛才我們通過看短片，以福州為例，10個人參加的這樣一個聽證會，居然有9個人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在聽證會召開的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允許這種情況的發生？
王錫鋅(特約評論員)：
我覺得，從聽證會設計的根本目的來說，聽證參加人，我們老百姓叫聽證代表的身份，如果都不能夠弄得一清二楚，那么聽證會怎么能夠產生公信力？
主持人：
也許有人說他們享有隱私權，如果我不想被人知道就可以不被人知道，可以這么認為嗎？
王錫鋅：
我覺得不能這么看。這些聽證代表、聽證參加人，他們是代表某一種利益，比如說代表消費者來參與，因此他們是代替這些消費者來表達意見的，這就是我對代表的解釋。如果說他是代表消費者來表達意見，那消費者如果不知道你是誰，你的身份我都搞不清楚……
主持人：
我能不能被代表？
王錫鋅：
對，你這樣的門面代表怎么能夠讓我相信，我怎么會把這種權利授予你去參加聽證會呢？
主持人：
您剛才跟我講過，一個聽證會代表的構成大概有這么幾方面：一方面是消費者，另外一方面是經營者，還有一個是專家學者。大概都各占多少比例呢？
王錫鋅：
對于具體的構成比例，我們國家發改委《關于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里面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只是說根據聽證會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構成比例。但是它有一條硬性規定，那就是消費者的代表或者消費者的參加人，不能少于所有代表數的五分之二。
主持人：
五分之二，我們以福州這次聽證會為例，10 。但是要代表各方各面的消費者，我是什么樣的層次，我是什么樣的工資水平，他能不能代表我，這樣的代表是怎么選出來的？
王錫鋅：
首先，從目前的規則來看，這些所謂代表的代表性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大的問號。首先是人數，畢竟人數相對來說比較小，如果搞得很大會就很難開，就不是聽證會而是討論會了。在人數比較小的情況下解決代表性，其實首先要明確這些人被選來真正要干什么，如果說我們賦予這些聽證的參加人或者代表真正來解決問題，選代表就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
他們是不是可以借聽證會這個平臺來真正解決問題，還是說這是一個象征？
王錫鋅：
在很大程度上，就價格決策目的來說，聽證會可能是一個程序環節，這個程序環節對于最終的價格決定是一個參考咨詢的作用。
主持人：
這個作用有多大？
王錫鋅：
應該說這種作用并不具有法律上剛性的約束力。你看我們發改委的《政府制定價格的聽證辦法》非常有意思，它沒有用“聽證代表”這個概念，盡管我們老百姓一直在說聽證代表，其實是我們對代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為聽證會本來是想實現決策的民主化。發改委的決策聽證辦法用的叫“聽證參加人”，這是一個非常中性的描述，換句話說，在我們的《政府制定價格的聽證辦法》里面，并沒有真正地讓這些人具有嚴格的代表性。
主持人：
但是現在社會上普遍有一種共識，希望通過這樣的聽證會，讓消費者的聲音能夠在這個決策進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您剛才說了，更多地我們把它理解為一種程序性方式。問題就是，來自民眾的這種訴訟用什么方式來表達，并且能夠反映上去？
王錫鋅：
我覺得應該要真正地讓聽證會將民眾的聲音不僅僅表達出來，而且能夠被決策者所聽到。而目前的這樣一種價格決策整個聽證規則，應該說并不能夠充分、有效地去滿足、實現民眾這樣一種期待。
主持人：
那它解決的是一個什么問題呢？
王錫鋅：
它解決的可能是在程序環節上收集一些不同的意見。
主持人：
那它的意義又何在呢？
王錫鋅：
它的意義本來應該是非常重大的，因為我們落實價格決策里的聽證，本來就是想解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所謂民主化就是讓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能夠被反映出來，所謂科學化，我們看到，聽證代表、聽證參加人里面，要有一些專家學者。但是坦率地說，從目前的實踐操作來看，無論是公眾的參與，公眾聲音的表達，還是專家學者在這里真正地去發揮作用，應該說還是不夠理想的。
主持人：
剛才我們通過王教授的分析，同時我們也看了短片中一些耐人尋味的現象，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假如說這個聽證會可以非常規范的進行，就可以解決水價這個問題嗎？我們的節目稍后繼續。
(播放短片)
解說：
始于1996年的中國聽證會制度，十幾年走下來暴露出來的問題似乎也越來越大。1996年，當年實行的《行政處罰法》把它納入行政執法程序，希望由消費者、有關部門代表、利益壟斷代表等組成聽證代表，匯集廣泛意見，使政策制定更為科學合理，出臺后得以更好的實行。但是，理性地看一下今年年末多個城市的水價聽證，似乎已經很難實現這樣的初衷。
但是，面對如今的聽證會出現問題，爭論激烈似乎也不是什么壞事。面對民眾對聽證會的質疑，事實上我們也有這樣的困惑，哈爾濱的聽證會代表劉天曉，即使給他幾個小時的發言，濟南打瞌睡的代表即使不打瞌睡，福州不愿公開信息的代表即使公開了自己的信息，那么，這些城市的水價聽證會就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嗎？事實上，面對著公眾激烈的質疑，如今的聽證會也走進了一個誤區，在承擔著不應該由它承擔的責任。
傅濤(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必須有相對完善的成本約束機制和服務保障機制，這個保障機制和約束機制靠什么呢？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適度的公開機制。我剛才提到了，讓老百姓理性的參與這件事情。
解說：
針對今年多個城市舉行的水價聽證會，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今年專門為公眾整理了《水價十五論》。在這十五個問題中，既分析了水價上漲的原因，供水行業現狀，也提及產業調整和管理手段。在傅濤看來，各地的水價聽證會背后事實上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水價改革，聽證會本身并不是百姓和企業之間進行的討價還價關系，而是公眾與政府的協商關系，水價的決定因素不僅僅是服務成本，而且要包括公眾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公眾支付的水價高低不僅僅取決于成本的高低，而根本上是取決于政府的財政政策的取向。公眾參與聽證會的本意是表達民意，實現政府與公眾的溝通，而不是讓非專業的公眾對供水成本進行專業性的審查，因為即使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在短期內對其成本的合理性進行有效判斷。
所以，幾個小時的水價聽證會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目前的水價聽證會已經基本迷失。2009年，本來是中國進行資源價格改革的一個難得時機，但是，圍繞著聽證會上的爭吵，如果解決不好而矛盾激化，反過來或許也會對資源價格改革帶來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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