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認為，地方政府參與名人故里之爭，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過對遺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優化當地環境。而這三個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績考核的指標。
對于歷史資源的爭奪，表象上是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但實質上反映了政府官員在政績和GDP的雙重壓力下，既缺乏創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懶心態。裴鈺認為，破除“懶政思維”迫在眉睫。
那么，城市旅游規劃到底要向傳統學什么?
“首先是多讀書，現在的不少地方官員學歷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參與多個城市旅游規劃的文化學者如此評價。白居易營造廬山草堂，蘇東坡經營杭州西湖，柳宗元設計萬石亭，這些“開發者”本身就有著極高的文化素養和鑒賞水平。
當然，古人做這些設計開發，只圖風雅美名，并不關心投資效益，現在搞歷史資源開發必須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喻學才說，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領導者更精準地確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游開發的同時不能忽視遺產保護。瑞典歷史學教授巴克特曼說，歐洲爭名人故里的風氣也很嚴重。瑞典有38個地方掛著“諾貝爾故居”、“諾貝爾小屋”、“諾貝爾學堂”等招牌;法國巴黎有三處巴黎公社社員墻;在德國，歌德有兩個故鄉，馬克思有三個。
同樣是為了吸引游客，但與中國不同的是，他們爭的不是這些大師的故里何在，而是競爭誰對他們的遺跡保存得多、保護得好。而且，他們也不會動用納稅人的巨額款項率意而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筑。
清代，襄陽和南陽就為諸葛亮出生地爭得面紅耳赤。時任南陽知府的顧嘉衡以一副對聯勸勉雙方：“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面對古代官員的如此襟懷，今天那些為政績搞故里之爭，為此不惜拿小學生當道具的領導難道不感羞愧?”陳勇說。
江油執拗地喊出“絕不分享李白故里”，讓喻學才感到無奈。他說，“黃州赤壁”特色在蘇軾的二賦一詞，即“文”;而“蒲圻赤壁”則以《三國演義》中傳說故事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聯網推銷，來個雙贏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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