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汾市堯都區靠著“帝堯故里”，其旅游門票收入已由開發前的每年7 萬元提高到現在的千萬元。
某網站曾發起調查：“你認為名人故里爭議事件層出不窮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答案中，“巨大的商業利益”位列第一。
各城市的旅游規劃真的“看上去很美”。
根據《南陽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綱要》，該市計劃打造“臥龍崗文化旅游產業集聚區”，預計2012年，集聚區文化旅游綜合收入將達到4.15億元;2015年，將達到14.35億元。規劃期末，集聚區文化旅游產業從業人員將達到兩萬人，帶動社會就業8萬人。
但靠古人營銷城市并非沒有代價。湖北隨州“炎帝神農故里名勝風景區”、湖南株洲“全球華人炎帝文化景觀中心”項目，計劃分別投資4.4億元和100億元，而這兩個地級市2009年的財政收入分別是17.5億元和100.33億元，上述項目就要占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兩個項目分別占地3000畝和2970畝，對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畝的湖北、湖南省來說，這3000畝地，相當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積。
“爭了故里，才好圈地砸錢。如此大的投入，占用這么多原本稀缺的土地資源，經過了哪些環節的論證，經過了哪些部門的審批，不得而知。”陳勇質疑。
從2003年到2008年，河北鞏義為了打造“杜甫故里”，強迫當地村民四次搬遷。有人慨嘆“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甫精神與這樣的城市如何匹配?
河南中牟的“官渡古戰場”景區，于1993年投資1680萬元建成，1999年景區收入為38981元，2000年跌到10616元，2004年后，門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游客不到兩人。
2008年山東說要投資300億元在濟寧建“中華文化標志城”項目，遭108位全國政協委員簽名反對，甚至被公眾批判為“寧可300億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
“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
一個寂靜的山谷，一間始建時間相當于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駁的樓梯，游客會發現一臺電視機孤零零地播著flash，講述13位修女饑荒年代在這里收容逃荒者的故事。這是一處英國“景點”。
“中國游客覺得不可思議。”剛探訪過該景點的喻學才說，因為中國人看多了“大投入生產出的大文化”。動輒數個億投入旅游文化項目，即使在一些貧困地區也不鮮見。河南鹿邑花2億為老子修明道宮和太清宮，安徽渦陽建一個老子騎青牛銅像就花了120萬。
對此，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吳祚來下定義為“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當代人有時想動用自己的財富與實力，來打造場面宏大的古代文化價值。但人們看到的只是鋪張的建筑樣式，絕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價值理念。
喻學才也有類似體會：就像京劇只有“一桌二椅”，舞臺上東西越多，戲劇精神就越少，藝術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趕上舞臺呢?”他認為，重視傳統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漢唐建筑都恢復起來，大興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勞民傷財的做法。
陜西作家陳忠實在談到西安時曾說：歷史不應該是這座城市發展的資本---有點可疑的資本。
中華文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擁而上爭奪名人故里，充分說明我們的文化創造力嚴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體現，實質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陰影。
跟中國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形成最直接對比的，是剛剛游到上海世博會的丹麥“小美人魚”，個頭兒不到1.8米，卻被丹麥乃至全世界視作瑰寶。
官員在政績壓力下的“偷懶心態”
喻學才曾經為浙江某個國家級風景區做規劃，并根據景區特色作了宣傳主題曲。送給當地政府審閱時，正趕上主管官員從美國拉斯維加斯考察回來。“可以用拉斯維加斯的曲調嘛!”一句話搞得喻學才哭笑不得。根據他的觀察，照著西方的葫蘆在中國畫個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員在規劃和設計城市形象時普遍選取的“捷徑”。
所以他樂觀地相信，一輪輪名人故里爭奪戰或多或少會有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但不可回避的事實是，爭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經濟和文化鋪張背后，不可或缺的仍然是領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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