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恐怖的是，毒品注射常常與艾滋病相生相伴。
1989年，德宏州首次在靜脈吸毒人群中監測發現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截至2004年底，全州累計監測血清17萬余人（主要針對高危人群），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124例。“全州已經進入了高度流行期。”一份官方資料披露。
據悉，已經去世的艾滋病人給德宏州留下了500多名艾滋孤兒。
當地吸毒問題的復雜，遠遠超出了向春玲的想像。她沒想到，一些吸毒人員之所以染上毒癮，是由于當地缺醫少藥。
一位50多歲的吸毒老太太告訴向春玲，她吸毒是因為患了婦科病。這位老太太所在的村子里，25％的中老年婦女吸毒。這個村子所在的鄉，共有2萬多人口，卻只有一名衛生員。
教育供給不足也是吸毒人員增加的原因之一。在隴川縣，每年只能招收300多名高中生，但全縣初中畢業生每年卻達3000多名。另一個縣的教育局長告訴向春玲，該縣有18所初中，卻只有兩所完全中學，升學率僅為20％~30％。一份資料顯示：“大量升不了學的初中生們，無就業門路，淪為社會閑散人員，這也成為近幾年來新增吸毒人員的主要對象。”
“吸毒問題遠比貧困問題更嚴重。”向春玲說，“它跟民族問題、艾滋病問題、醫療衛生問題、教育問題等相互交織。”
有時禁毒人員要戴著手套從毒販的肛門中往外摳“毒蛋”
在向春玲的訪談對象中，有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1949年前曾是當地望族的千金小姐。吸毒前家境殷實，吸毒后家徒四壁。村里人說，為了有錢買毒品，她一直在偷偷地零星販毒。
曾經家境殷實，吸毒后家徒四壁 向春玲攝圖
在當地，像這位老太太這種“以販養吸”的吸毒者占相當比例。事實上，這位老太太只是龐大的毒品滲透網絡中微小的一環。
她所販賣的毒品，有一種可能，是境外的毒梟雇傭毒販“人背馬馱”，從深山密林中翻越邊境，層層分銷到她手中的。
向春玲在邊境上看到兩類極端的村子，一類是“吸毒村”，一類便是“背毒村”。1949年之前，這里邊境的村寨便有著好幾代人“背毒”的歷史。直到現在，依舊有不少當地村民以“背毒”謀生。
向春玲見過因“背毒”而“致富”的村子。村里到處可見衛星鍋和貼著瓷磚的二層小樓。這樣的村子，她只是悄悄進村看一看，可不敢找人訪談。
有媒體報道，云南臨滄市有個叫班老村的村子，最猖獗時，幾乎家家背毒販毒。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4年底，班老村村民因用背簍為毒梟運送毒品，109人被捕，33人被判死刑。
向春玲走了一趟臨滄市。這個位于云南西南部的地區，與緬甸接壤的邊境線長達200多公里。據公安部門掌握的數字，目前全國有十分之一的毒品來自云南臨滄市。
從緬北地區通往臨滄，有兩條公路要道。除去密林里的“背毒”方式，毒販們經由交通要道運毒也是花樣百出：
有藏在高跟鞋里的，有藏在女性胸罩里的，也有藏在家具里、汽車頂部夾層、長途車廁所、汽車水箱里等等，還有毒販將原始森林里砍下的原木挖洞或鏤空，將毒品藏在其中。
而較多的是人體帶毒。有些女毒販將毒品藏在陰道中。有些毒販則用避孕套裝毒品，然后吞咽下肚。多的能吞下一兩斤這種“毒蛋”，過境后到了目的地再吃瀉藥拉出來。
在一個檢查站，緝毒人員告訴向春玲，有時這些人體藏毒毒販子幾天拉不出來，他們只好戴著手套從這些毒販的肛門中往外摳“毒蛋”。
毒販們還發明了狗體藏毒、液體藏毒等新花樣，加大了查緝難度。
這里的緝毒人員憑自身的緝毒經驗、訓練有素的警犬以及一種X光人體檢查機來對付這些販毒手段。這種儀器能發現人體中藏有的“毒蛋”，“一掃一個準”。不過，當地緝毒人員告訴向春玲，現在毒梟們也正在改進技術，防警犬，防檢查機。
讓緝毒人員備感頭痛的是，毒梟們大量雇傭懷孕婦女帶毒。根據我國的法律，這些挺著大肚子或正在哺乳的女人可以免除相應處罰，“即使抓住了也關不了，只能眼巴巴地把她們放了。”向春玲說。甚至有一些女人，為了販毒而懷孕。
當地官員告訴向春玲，毒品是世界上商品利潤率僅次于軍火的暴利生意。
暴利刺激了大批“冒險家”。不僅許多當地人以此為業，從中謀取暴利，據云南省政府一份報告，來自外省和外國的毒販也正越來越多地聚集到云南邊境。
公安局長楊余，據說他的人頭被境外毒梟標價200萬元人民幣。
許多毒販都配有槍支。向春玲聽說，一些毒梟按照多少公斤毒品配發多少槍支的標準來武裝毒販。
“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那里卻有槍聲，有流血。”向春玲說。
聽當地人說，如果聽到槍聲，他們不會驚奇，知道肯定是發生了遭遇戰。
臨滄市緝毒英雄吳光林便犧牲在這樣的遭遇戰中。2004年8月30日夜里，他和兩名戰友在叢林中埋伏了兩個多小時，等待情報中過境毒販的出現。當兩個黑影沿著山道走過來時，因怕誤傷群眾，吳光林便迎面上前大喊：“站住！我們是公安局的，請接受檢查！”話音未落，黑影對準吳光林“砰”的一槍。
據說追捕了7天，行兇的毒販才落網。
向春玲在當地公安局調研時，有時遇到一些干警，幾天沒有洗澡，眼睛布滿紅絲。她問：“你們干什么去了？”對方回答：“昨晚通宵堵卡去了。”他們接到情報去堵截毒販，剛剛從叢林伏擊回來。
向春玲訪談緝毒人員時，有個規矩，訪問偵察員不得詢問其姓名。她知道，他們其實是“臥底”，是幕后的禁毒英雄。“臥底”告訴她，他們扮演各種角色，什么老板啦，經理啦，需要非常沉著，不能有一點心虛。在與毒販“接洽”時，電話里聲調稍有變化，都有可能引起毒販的疑心。
有幾位偵察員，向春玲在警局看到他們穿著警服，過幾天，在別處碰見他們，就見他們正吊兒郎當地扮得像個混混，還朝她笑一笑。
向春玲去了設在緬甸境內的一個情報站。那是一個商鋪，臥底人員正戴著斗笠在那做生意。陪同向春玲的干警就用暗語跟他們聊了幾句。
“就像電影《小兵張嘎》里的西瓜攤老板一樣。”向春玲說。
然而這樣的工作，有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兇險。從1982年以來，云南全省犧牲的緝毒干警有40多人，200多人負傷。
向春玲發現，因為壓力大，這里的禁毒干警大多抽煙抽得很兇。
一位鄉里的派出所所長說，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不管是抓毒販，還是抓吸毒人員，都有被襲擊的危險，他們總是焦慮和提心吊膽。抓捕之前，他們處于等待、焦慮之中；抓捕失敗，會感到沮喪；抓捕成功，又會處于極度的興奮。
“下輩子一定不干這一行了。現在要能換行，馬上就換，”這位所長私下對向春玲說，“不過只要在崗位上一天，就一定要抓毒販，把吸毒人員抓到戒毒所去。”
德宏州公安局局長楊余，據說他的人頭被境外毒梟標價200萬元人民幣。他的妻兒也分別被標價。一直有人勸他爭取調到昆明去，但他對向春玲說：“我不能走，我走了，我手下禁毒的兄弟們怎么辦？我要撤了，就是逃兵。”
想像中，這位有著20多年緝毒經歷的英雄應該是個“高大，濃眉大眼，愛發脾氣，走起路來大步流星”的人，但向春玲見到的楊余，個子不足1．7米，“臉黑黑的，憨憨的樣子”。
這個漢子不怕獨身一人出門。“我不怕，我的命比他們（指毒販）硬，我能克住他們。”他說。
緝毒英雄沒對向春玲說什么豪言壯語。吳光林所在禁毒大隊的指導員，個子也不高，細眉細眼，性情溫和，他對緝毒工作“有癮”。“我對那些吸毒、販毒的人有第六感覺。這是一種緣。”在單獨訪談中，他對向春玲這樣說。有人勸他換工作，他反問：“我不干這個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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