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以人為本，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道路，是黨的十六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鮮明特征。近五年來，無論是制定產業發展規劃還是部署經濟社會各項工作，黨中央始終強調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質量放在第一位，充分體現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發展理念。
為什么而發展
經濟增長并非發展的全部。日本經濟學家青木昌彥在其《并非失落的十年——轉型中的日本經濟》一文中提出了頗具沖擊力的概念——GNC(國民生活快樂指數)，目前，這一全新視角的概念，已經獲得國際社會高度重視。
快樂幸福看似虛無實則不然。伴隨多年高速增長，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2000美元水平，世界各國發展經驗表明，人均GDP處于1000至3000美元階段時，往往對應各種矛盾的緊張和激化，其中，由貧富懸殊引發的社會矛盾最為突出。
種種變化顯示，經過2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政府正在將消除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所帶來的“陣痛”置于優先解決的位置，而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發展是第一要務”，再到“科學發展觀”，這種發展思路的嬗變，其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四，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著力改善民生，讓國民切實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實惠，一系列頗具針對性的舉措正在源源不斷出臺中：
2007年7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79個大中城市開展全國首批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工作，預計到2010年覆蓋全國；
2007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出席有關會議時宣布，中國開始“全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7年初，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在全國建設工作會議上提出，本年度工作的主要目標，在房地產方面重點就是“所有城市(包括縣城)都要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2006年，農業稅全面取消；農村義務教育開始免費；
……
所有這些舉措，無不體現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理念——以人為本。
如何謀發展
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應該看到，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下，無論機遇還是挑戰都是空前的，經濟社會全面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依然任重道遠。
經濟增長速度并非判斷經濟運行好壞的唯一標準。經濟發展中不僅要解決資源合理配置問題，而且要解決利益分配問題即國民福利最大化問題。著眼于中國目前的情況，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僅僅關乎“為什么而發展”，同時也關乎“如何謀發展”這一更為具體和現實的課題。
就理論而言，一個經濟體本期創造的財富，總會有一部分用來進行投資以形成一定的生產能力，換言之，投資越多，國民當前消費就越少。如果投資是重復投資，意味著居民創造的價值的浪費，是一種福利損失。
經濟增長并非總是和經濟福利同方向變動的。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福利轉化水平還比較低，這就很容易形成某種投資依賴癥，即，由于福利轉化率低，經濟體須以高出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來得到正常的、或者低于正常的福利改進。反過來說，這種不甚理想的狀況，正好反證出改善低福利狀況可以成為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重要抓手。
作為發展中的不足，在過去相當時期內，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往往扮演著最后防線的角色。特別是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其財力來源渠道主要依靠集體和社會互助，而政府只是在上述渠道不足時給予最后的財政支持。這種融資安排不僅經常導致很多救助對象得不到幫助，同時也是至今未能在農村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根源。
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走過的道路表明，僅憑市場并不足以保障人類再生產，為了創造健康和幸福的生產力，人們要組織起來，以集體來共同分擔風險與不幸。高水平的福利提供不僅不會矛盾于經濟增長，反而會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要提高福利水平，建設福利社會，并不是重走計劃經濟時期福利體制的老路，而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和新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的福利體制的創新。具體而言，無論是“先富帶動后富”，還是經濟發展帶動社會問題的解決，都不可能是一個自動實現的過程，尤其需要政府有效發揮其汲取資源、進行再分配、培育社會體系、實行監管的一系列重要職能。
目前來看，實現上述良性轉化的條件正在不斷成熟，首先，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方針，表明政府的治國方略從注重經濟優先發展轉移到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這種方向性的轉變為提高福利水平提供了思想基礎；其次，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和綜合國力增強，為提高福利水平提供了物質基礎；最后，人民群眾對福利需求的多樣化和對基本保障需求的日益迫切，為提高福利水平提供了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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