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勞動節，一個全新的詞語進入人們的視野——“過勞模”。平均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基本沒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他們的工作強度可能比“勞模”有過之而無不及。2007年3月7日，延吉市北山小學年僅33歲的骨干教師杜繼春忍住劇烈腹痛，堅持上完那最后一堂課殉職在三尺講臺上……3月20日，常海面色灰暗地走出了協和醫院的大門，醫生建議他在家服藥靜養，只有6年職場經歷的他，將在很長時間里不能從事軟件開發了，在他之前，已經有3名同事因過勞被迫辭職了……在過勞死高發人群中，科技教育和IT行業一直排在前面，五一節期間，記者對這些行業里過勞程度不同人員的進行了深入調查，試圖探究過勞背后的心理和經濟原因。
患者講述
我拿生命賭前程
在過勞高發人群中，科技、教育和IT行業一直排在前面，為此，記者采訪了這些行業里過勞程度不同人員的切身感受。
■超十萬年薪背后的危機
孫寧雨，女，29歲，原中圖公關公司客服經理
●過勞之前：工作起來有些自虐
●健康狀況：整個人都垮掉了
●職業狀況：正式辭職，專心治病
“我記得大概是在非典結束兩個月后的樣子，有一天早上起來，我突然開始腹瀉，看東西模模糊糊的，怕見到亮光的東西，然后接二連三的失眠，大腦暈乎乎的，說話很費勁，上氣不接下氣，走十來步就冒汗，腳跟發顫……姐姐把我送到醫院，醫生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要我好好休息，說眼睛的問題得找眼科看看，眼科的醫生看了看，給我開了點眼藥水，滴了兩三天，東西又能看清楚了，但身體的其他癥狀一直沒有改善，其間找了幾個中醫老專家，開了不少藥，沒見什么效果。剛生病那段時間，我整個人一下子垮掉了，精、氣、神全消失了……”盡管過去了3年多，說起當初生病時的感受，孫寧雨依然眉頭緊鎖，一只手不停地撥弄面前的咖啡杯，另一只手握成拳頭狀，那段時間的痛苦可想而知。
作為一名精英白領，孫寧雨無疑有著太多驕傲的資本，大學一畢業就被這家有著外資背景的公司錄用，經過兩年的打拼就坐到了客服經理的位置上，超過10萬的年薪更是讓不少人羨慕，所以來自自身和周邊的壓力可想而知：“工作起來有些自虐。我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洗臉刷牙，而是看頭天夜里記的備忘錄，下班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看看哪些東西夜里必須做完，明天有哪些工作要做。早上我第一個到公司，晚上我最后一個下班，別人對我的工作上稍有不滿意，我就會緊張半天，老總一個臉色變化，我都得琢磨是否跟我有關。應酬時，哪怕快吐了也得喝下面前的酒后跑到衛生間再吐。只要你一不做，第二天立即就會有人取代你的位置。最忙的時候，我都是凌晨兩三點回到家。沒有周末，每個星期都要寫很多報告，而且很多時候都是孤軍奮戰。盡管我每天都回家，卻很少見到家里人……知道心累是什么感覺嗎？就是身體好好的，而心里卻是軟綿綿的，沒有絲毫力氣……真的沒法完全用語言來形容，有點像得了重感冒幾天沒有進食的感覺，太讓人難受了，靈魂出竅了，但你卻感覺到自己明明還好好地活著。”
“第一次準確知道自己得了過勞病，是在三個月后，協和醫院的一位主治醫生告訴我，按照醫學上的解釋，你的身體狀態介于健康與疾病之間。由于工作壓力繁重，已經超出了身體所能承受的負荷。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把這種狀態診斷為‘慢性疲勞綜合征’，日本叫‘過勞死’。從那天開始，我經常上網搜索這方面的信息，各種相關的數據和理論越來越多，但實際治療效果始終不理想。由于病況沒有明顯改善，一年后，我決定正式辭職，全心治病。1年多時間，已經花了十多萬了。”
“生病后，我經常一個人躲在房間角落里想：我這一輩子已經完了，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和狀態了，心里越想越難受，很多時候甚至覺得死比活著好，就是在那段時間里，我明白了日本當初為什么有那么多年輕人會從樓上跳下去、會‘過勞死’。如今，過勞死在中國已經不再是什么新鮮詞了，大部分的年輕人在選擇職業時，以能夠進入高級寫字樓為榮，以在外企、跨國公司工作為榮，以高收入為榮，這些依然絕大多數年輕人無可非議的人生追求，就算因此受傷，也絲毫不會改變。”
■站著就能睡著的工程師
潘海，男，34歲，富通科技公司工程師
●過勞之前：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
●健康狀況：經常發火，頸椎病嚴重
●職業狀況：多數時間在旅途和工地
“我不能呆太久，明天早上8點的火車到山西。今天連續在電腦前呆了13個小時，這會兒腦袋麻木僵硬，說錯了，你也別見怪。工作累不累？這樣說吧，我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設計一套全新的GPS定位系統，主要是用于礦產企業。你是搞新聞的，應該經常看見哪里出現礦難，連尸體都沒找到。如果那些工人佩戴有我們公司研發的地下GPS定位系統，就能在第一時間找到他們的具體位置，及時救助。我們是一個小組整體研發，每人負責一道程序，如果別人都完成了就等你，你說怎么辦？只能沒日沒夜地加班趕進度。你要是不能干，等著接你位置的人馬上就撲了上來。那段時間我每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連洗頭的時間都沒有，多數時間睡在公司的沙發上，等到我取得突破進展回家時，老婆說我全身都臭了。現在的狀態稍微好點，每天工作十一二個小時，但出差的時間更多了，大半時間在旅途和工地上。有幾次，我在公交車上站著就睡著了。”3月31日，星期六，晚上10點，簋街“邊城小鎮”，一臉疲憊的潘海終于出現在記者的面前。
“跟你說實話吧，從小到大，周圍的親人朋友都公認我性情溫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在單位我依然是一副心態平和的樣子，但只要沒有同事在場時，我經常為一些小事情發火，遇到一點事情就煩躁不安，不想好好跟人說話。我看過不少過勞死的癥狀和判斷標準，我知道自己肯定有問題了，但這又能怎么樣呢？辭職？開玩笑，一家老小誰養？每月兩千多的房貸誰還？換份輕松的工作？我干硬件開發12年了，在這家公司就工作了6年。除了硬件開發，別的我什么都不會，干我們這行的，到哪里的工作強度都差不多。再說目前我們公司在行業里算佼佼者，想進來的人一大把。”潘海說，他原本約好了明天要去301醫院看頸椎的，最近3年來，他的頸椎病十分嚴重，脖子以上的地方經常動彈不了，一到變天，就更加嚴重，酸痛難忍，雖然斷斷續續地看了不少醫生，但一直沒有得到系統的治療，情況越來越嚴重了，目前只能是熬一天算一天了。
專家觀點
制度規范與自我拯救
關于過勞死是否應該通過立法途徑加以解決，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對“過勞”的判斷標準和觀點，中國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健康教育專家馬昱告訴記者：“關于‘過勞’的系統理論研究，目前在國內還屬于空白領域，中國疾控中心健康所雖然已經建立關于亞健康方面的課題，但至少得一兩年后才能有比較系統的理論成果。但目前網絡上傳播的這些關于‘過勞’方面的觀念、判斷標準應該具有一定的道理和理論來源，但其作為科學研究的嚴謹性，目前無法判斷。”
中華律協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梁智指出，我們國家對于這種社會現象的出現，在更高層次方面《職業病防治法》當中沒有列進去，沒有對這方面的規范。《職業病防治法》的特點是，對于那種明顯存在職業侵害的問題進行了規定，但是對于過勞死這個問題，因為它是一種慢性的長期的，所以說被忽略了，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凸顯出來了，應當引起我們立法機關的重視，應當引起我們執法機關的重視。
北京醫學會亞健康調整中心主任李建波認為，雖然我國去年曾出臺關于包括“過勞死”在內的職業病防治文件，但從職業競爭如此激烈的情況來說，很難全面貫徹實行。
中國政法大學民法教授劉心穩告訴記者：“過勞死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欲通過簡單的立法形式加以解決具有很大的難度，作為過勞死高發群體的個體，對是否加班和調節自身健康狀況，應該有一定理性的思考和認識，如果單一地從法律上一刀切，對社會和個人都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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