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時代的焦慮癥——有壓力覺得累，沒壓力覺得可怕。大家都被集體無意識的“成功”觀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是處于上行階段的社會積極分子，某種程度上也是病人。
中國的經濟體制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轉變時期。無數人從農村涌入城市。以前人們安居樂業，如今卻不安于現狀、紛紛冒險致富。
在突然涌現發展機遇的上行社會里，人人力爭上游，工作透支，競爭透支，情感透支，學業與就業難兩全，工作家庭難兩全，物質精神單豐收，顧此失彼，身心俱疲，現代化的進程沒有現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會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正享受500多年的歷史積累，慢慢消受掉市場經濟的紅利。而我們的原始累積才剛剛開始。別人300年的焦慮壓縮在我們這30年內承受，每個人都像是吃下市場經濟的偉哥，欲望最大化，壓力也最大化。當GDP飛漲之時，中國成了“睡不著”的國家。
是時候檢討并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了。
有壓力的中國人
GDP增長率跟國民焦慮指數、睡眠指數、做愛指數緊密相關。當GDP飛漲，該國人民的焦慮指數必定上升，而睡眠指數、做愛指數齊齊下落。
世界杯突然變成歐洲人的節日。
歐洲人本來就不缺節日。法國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該國《勞動法》甚至規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開門。如果商店營業屬非法，并受到重罰。 歐洲人的休息時間占全年時間的至少40%，這是法式“浪漫情懷”及意甲、德甲狂歡的基礎。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正享受500多年的歷史積累，慢慢消受掉市場經濟的紅利。而我們的原始累積才剛剛開始。別人300年的焦慮壓縮在我們這30年內承受，每個人都像是吃下市場經濟的偉哥，欲望最大化，壓力也最大化。當GDP飛漲之時，中國成了“睡不著”的國家。
當時代畫餅變成“新三座大山”
“人無壓力輕飄飄”，小時候老師經常這樣教導我們，否則你怎么進步？這種變壓力為動力的說法，頗與化悲痛為力量有異曲同工之妙，成為那個時代激勵我們前行的警句。
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畫餅。從上世紀80年代的“萬元戶”，到90年代的“十萬元戶”、“百萬元戶”，再到新世紀的“中產夢”，畫餅越做越大。整個國家的畫餅就是趕英超美，50年未變。
芭比娃娃是西方女孩的畫餅，是中產階級的形象教科書，她教誨了近半個世紀的西方女人。她是醫生、記者、歌星、空姐、工程師、外交官、宇航員，還是游泳健將、時裝模特、體操明星、舞會皇后和總統候選人，變身75種之多，她成為時代的首席代言人。
“新富”則是中國新中產的代言人。他們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學教授、時尚傳媒人。“中產階級”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礦，被賦予極高的想象力，在熒屏上、媒體上、廣告上被閃爍輝煌地描繪：豪宅、私家車、時裝、珠寶、晚宴，還有情調。全球跨國公司更是用“中產階級”的菜牌大開消費主義的盛宴。年輕的中國精英正枕著媒體與商家炮制的枕頭，做著中產夢。這個夢想具有商業原子彈的能量。
然而請看另一面。中國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歐盟的21.7日。返貧白領開始同病相憐，再優厚的收入與高昂的醫療費與攀升的房價相比，都不過是杯水車薪。京滬穗鵬四城調查感覺“壓力大”排位為：上海67%，深圳64%，廣州46%，北京45%。70%的白領處于亞健康狀態。白領綜合癥導致抑郁癥和自殺。加班沒有加班費悄然變成職場潛規則。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辦不到”予以回絕。一位海歸嘆道：“中國白領的工作強度，已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寫字樓是世界上最累的寫字樓。”
社會學家分析，中國經濟正面臨上世紀80年代香港的窘境：樓價升、薪金升、工業原材料價格升，但由于國際競爭產品卻無法加價。所幸香港遇見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將制造業成本內移，使香港中產階層求得上升空間，延續至1997的十數年繁榮。香港公共政策解決醫療、教育等基本擔憂使中產階層擴張為社會的大多數。反觀內地中產階層卻沒那么幸運，所在企業成本無法轉移，薪金不升，醫療、教育、房價成為“新三座大山”。
人無壓力輕飄飄，我有壓力向誰說
中國的GDP達到了空前的18.2萬億，微超英國，“趕英”終于實現。可沒人計算過中國的焦慮總量幾何，恐怕早就“趕英超美”了。有了壓力就說出來，但做到這點似乎很難。
解壓的前提是承認壓力。你承認有“幸福的童年”這回事嗎，好，請老師和家長放了孩子們。你承認有“幸福的晚年”嗎，好，請干脆別生下一代。你承認要“住得像個人樣”嗎，好，請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棄。
可能的，是繼續變壓力為動力。面向21世紀，全球競爭，終生學習。中產階層下一代正苦讀英語。雜志社旁的少兒精英英語班，一開開到十一點半，比夜班編輯還苦。新加坡電視劇《小孩不笨》宣稱的人生的五個C正成為奮斗目標，最后那個C是Credit Card。
壓縮餅干時代盛產三明治階層。之一就是看似春風得意的我世代，他們被父母的期待、爺奶的溺愛及將面對的國際競爭夾在中間，他們早戀，他們上網，他們飆車。但不足以延緩他們即將到來的壓力。之二是三四十歲的職業階層，他們是中國的脊梁，不僅上有老下有小，還要為過去幾十年的社保還賬。他們最大的壓力來自身份焦慮，這幫從憤青躍升到準中產的階層時時感受到地位不保。他們是中國14萬億民間存款的主力軍，不過大多屬預防性儲蓄，動不得，因為稍不留神，即會淪為房奴、車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學奴。
承認有壓力是困難的，解決壓力更困難。中國告解資源稀缺，“我有壓力向誰說”都成了問題。“我有壓力”的陳乙東喊出港人心聲，中國的陳乙東們還悶在心里。喊出“解悶救臺灣”的《全民大悶鍋》為那個經濟壓力與國際地位焦慮癥并存的小島消解了不少社會情緒。它把陳乙東的“未解決、未解決、未解決”變成RAP的模仿秀，“阿叔”扭著發福的身段將壓力釋放出來。就像現代版生理衛生教材教導的，如果沒辦法解決就DIY一下。如果沒人訴說只有自己找個洞把它喊出來。
改變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解壓大法
過去30年里，物質財富極大的豐富并沒有使人們增加相應的快樂，這就是進步的悖論：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長壽，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但比起上一代人，他們的生活似乎更壓抑，因為生活比以前更復雜、誘惑更多了。瘋狂購物，休長假，放單飛，看似能解決問題于一時。而網絡上任何文體都可淪為解構對象。高人指路，根本的解壓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即回歸簡單生活。
但事實是當今社會無可挽回地走向復雜。無論是辦公室爾虞我詐，還是老板的苦苦相逼，均把“與人斗其樂無窮”升級。“把公司當家”是妄想。過去單位領導就是主教，工會主席、婦聯主任就是牧師，他們聽員工“告解”，解決生活問題。現在一句話“干活去！”
全球過去50年人口超千萬的超大城市從增加到停滯，只有中國在瘋長。北京零點研究集團《中國公眾城市宜居指數2006年度報告》顯示，上海宜居指數列第10，北京列第19。而作為最適宜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城市，北京又排在第一位。在宜資與宜居之間，大城市們嫌貧愛富。
中國大城市的毛病是權力過分集中。西方不少知名大學都建在小城鎮，中國的大城市們恨不能將所有名校都劃拉到自己懷中。資源極端浪費。“從經濟學角度上看，在一座城市達到一定規模之后，它的生產率便開始下降。”聯合國經合組織官員如是說。
未來屬于中小型的新興特色城市。最宜居，創業、求職均不難，生活壓力適中。零點的那個報告將寧波推上宜居城市寶座。寧波因城市規模適中，經濟發達程度適中，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比例適中，正處于一個“不大不小、不前不后、不多不少”的最佳狀態。寧波民營經濟發達，就業機會多，居民富裕，工作壓力相對較小，融合了大、小城市的共同優點，成為理想的宜居宜業型城市。
邁克爾·道格拉斯主演的電影《崩潰》，新失工作，前妻限時讓孩子見面，而他正堵在路上，情急之下下車走路又遇劫。結果他——按美國人的方式，買了把槍，崩潰之下被警察射殺。我們不妨將這個倒霉蛋看作是大城市之過。焦慮的常見癥狀表現為緊張、不安、氣悶、暴躁。最先是職業枯竭，然后是生理耗竭、才智枯竭、情緒衰竭、價值衰落，最后是攻擊行為。
如果我們不想放棄大城市，不想放棄現在的生活方式，還有一條權宜之道就是封殺焦慮源。比如封殺那些說出“房奴”的嘴巴，老板不作榜樣還說風涼話。好像沒人說房奴大家就都不是房奴了。還是去行善最安撫焦慮，所以蓋茨、巴菲特們最心安理得。焦慮的最后解決底線是宗教，不過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人無壓力輕飄飄。摩擦力加壓力產生動力，這是中學物理講的行車原理。適度的壓力是前行的動力。只是要適中。
中國壓力測試問卷
《新周刊》發起的“中國壓力測試問卷”大型網絡調查7月3日-5日間共吸引了16224網民參與。
1.是男性壓力大，還是女性壓力大?
女 14.35%
男 85.65%
2.什么年齡段的人壓力最大?
50歲以上 0.56%
20歲以下 0.89%
40~50歲 12.78%
20~30歲 27.97%
30~40歲 57.8%
3.什么收入階層的人壓力最大?
1200~3000元 35.64%
1200元以下 24.2%
3000~5000元 20.74%
5000~10000元 12.37%
10000元以上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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