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白了，很多戶籍改革就是戶籍部門給了你一張進城的門票，但是如其他部門不買你的賬，城里的什么福利你還是沒份兒。更要命的是，不光城里的沒你的份兒，什么退耕還林補貼、什么農村合作醫療，也跟你沒啥關系了。”
不久前，《半月談》的一篇報道，再度引起又一波人們對戶籍改革的關注和討論。這篇報道稱，由國務院14個部門組成的6個調研組，2006年分赴全國12個省市就戶籍改革工作進行了綜合調研后認為，當前進一步深化戶籍改革，已經具備了許多有利條件，時機基本成熟。
曾在一段時期起到過重要歷史作用的戶籍管理制度，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其原有的弊端開始顯現。附加在戶籍上的社保醫療、教育、就業、交通事故賠償“同命不同價”等種種不合理規定，使得戶籍改革的呼聲日漲。
日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新聞中心聯合開展的一項有11168人參加的調查顯示，91.7％的人認為有必要進行戶籍改革。
事實上，在鄭州、東莞、江蘇等十多個省市，戶籍改革已進行了近十年，但目前為止很多地方只是解決了建立統一戶口登記制度的技術難題。而本次調查顯示，對普通人而言，戶口的最大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學”（57.5％），列第一位，其次是“能提供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切實保障”（35.9％）。
正因如此，本次調查中，40.7％的人認為現在戶口仍很重要，甚至有23.0％的人認為，如果在“好工作”和“解決戶口”之間非要選一個的話，自己寧愿選擇“解決戶口”。
這個結果顯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附加在戶口上的諸多福利待遇，在城鄉差異、區域差異依然巨大的今天，是一個很大的誘惑。中國社科院教授黨國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舉了一個例子：擁有北京市戶口的市民，如果年收入低于2500元，就將被納入低保范圍。而在中國農村，年收入低于2500元的農民估計差不多有兩億。如果允許的話，他們肯定愿意要北京戶口——低保可以領，醫療補貼可以領，養老金可以領，沒有房住，政府建廉租房。
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允許”僅僅是一種假設。很多地方的戶籍改革，也因為相關配套沒有跟上，無力承擔附加在戶口上的諸多福利而緊急叫停。
廣東省2001年10月出臺政策，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但不到半年即宣布暫緩執行戶籍制度改革的有關內容。鄭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戶政策完全放開、允許外地人員以“投親靠友”等方式辦理戶口時，也是好評如潮，但在2004年后卻同樣以“暫緩人口激增帶來的城市壓力”為由，踩了一腳“急剎車”。
調查中，有人留言說：“說白了，現在的很多戶籍改革就是公安局給了你一張進城的門票，但是其他部門不買你的賬，城里的什么你都沒份兒。更要命的是，不光城里的沒你的份兒，什么退耕還林補貼、什么農村合作醫療，也跟你沒啥關系了。”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不久前就在調研中發現，許多進城務工人員雖然長期在城市居住卻無法享受市民待遇，他們的子女雖然從小在北京長大，卻一點也沒有本地意識，說起話來仍一口一個“我們農村人”。
一些人在拿到被剝離了相關福利待遇的“門票”后，無奈地戲稱自己是“名譽市民”。盡管如此，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依然肯定其積極意義：“可以使其權益意識提高，去要求獲得跟城里人同等的待遇。”
調查中有人認為，戶籍改革其實不是戶口問題。相關部門更應該做的是，解決城鄉差異、城鄉不平等的問題。
這顯然需要投入。記者不久前在貴州省一些縣市采訪時發現，近幾年來，部分中小學人數激增，原來五六十人的班級，一下子被塞進100多人。不少官員和市民向記者抱怨，戶籍改革后，大量農民進城，對城市管理沖擊很大。
對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的分析是，每個城市的市政部門大概可以分成掙錢部門和用錢部門。現在的情況是，因為農民工進城掙錢的部門，比如銀行、商業部門、勞動部門等，都默不作聲；而教育、房管、公安等用錢單位，就會說農民工進城壓力太大。“其實國家和政府應該把掙錢單位和用錢單位統籌算個賬，讓掙錢的交給用錢的，就不存在沖擊了。”
而北京大學法學院的一位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指出了一個為眾人所忽視的現象：制定改革措施的人一律是城里人，論述改革的人也多數是城里人。“鄉下人似乎不是被排除在外，而是被理所當然地不包括在內。這就好像城里的大戶人家關起門來討論怎樣安排鄉下來的窮親戚一樣。可問題是，鄉下人是否應該有他們的聲音？有他們的代表？因此我主張這類問題的決策權不在政府而在人大，全國人大應該制定原則性的規定。只有這樣，鄉下人進城享受到的待遇才不是城里人的仁慈所賜，而是一種權利，一種公民的基本權利。”本報記者 唐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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