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健康報告》指出，國家免疫系統是維護國家運行有序、協調、安全的屏障，主要表現在一個國家自然資源稟賦的可持續保障能力，經濟抗風險能力，社會和諧有序能力等方面。一個國家的自然稟賦系統是構成其免疫系統的第一道“防線”，它是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和條件，一個自然資源稟賦相對脆弱和匱乏的國家，其免疫系統功能具有明顯“先天缺失”的特征。一個國家的經濟系統是構成其免疫系統的第二道“防線”，它是保障國家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物質保證。一個國家的社會系統是構成其免疫系統的第三道“防線”，它是國家安全、有序、和諧運行重要保證。國家免疫系統的三道“防線”之間是一個相互依賴、相互作用、互為耦合的基本關系，三者的“健康狀態”直接決定了國家免疫系統的健康程度，從而決定了國家免疫能力的高低。
水、土、森林、礦產、氣候條件等資源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最基本的要素。自然資源具有社會功能、經濟功能和生態環境功能等多重屬性，在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長河中，無論人類如何推進自己的文明，都無法擺脫文明對自然的依賴和自然對文明的約束。一方面，人類對自然的影響與作用，包括從自然界索取資源與空間，享受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功能，向環境排放廢棄物；另一方面自然對人類的影響與反作用，包括資源環境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制約，自然災害、環境污染與生態退化對人類的負面影響。在原始社會，人類以狩獵和采集方式從事生產活動，人對自然的依賴性強，主要體現為依賴和適應，人類生產和生活受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制約明顯，人與自然曾保持了一種原始的和諧關系。在農業社會，從事農業勞動是人類主要生產方式，由于生產規模小、強度低，其負面影響較小，人類與自然保持一種融合的非對立關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區域也出現了過度開墾與砍伐等現象，特別是為了爭奪水土資源而頻繁發動戰爭，使得人與自然關系在整體保持相對和諧的同時出現了階段性或區域性的不和諧現象。在工業社會，科技進步和生產力顯著提高，人類活動范圍已擴張到全球的各個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層，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層空間，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并極大地提高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與此同時，全球性的人口急劇膨脹，自然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使人與自然的關系變越來越不和諧，大規模的、無序的人類活動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和生態結構，正深刻地影響和改變地球生態系統的演化路徑和方向，地球生命支持系統正在發生著有史以來最劇烈的生態退化和“景觀破碎”，直接造成人類陷入“生態赤字”、“生態貧困”和“生態災難”之中，對人類生存、發展與安全構成了極其嚴峻的挑戰。正如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馬克思當年就批評說：“工業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破壞著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交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而且“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1995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鮑爾·克魯岑提出，目前人類發展已進入一個全新的地質史上一個新時期“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人類世”不應該是一個人類受制于自然環境變化的時期，更不應該是一個人類破壞自然環境的時期，而是一個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時期。據世界觀察研究所估計，自1980年以來，共發生了大約12000次與天氣有關的自然災害，造成了618200人死亡、13000億美元經濟損失的嚴重后果。20世紀80年代，平均每次與天氣有關的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為260億美元。到2004年，這一數字上升到1040億。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再一次向人們發出警示，不斷的向大自然索取，使得生態環境惡化，最終肯定會造成嚴重的災難。
在農業社會，國家生存與發展對其自身的自然資源稟賦具有高度的依賴性、相關性和制約性。任何一個國家的興衰與行為都與地理環境條件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聯系，巴比倫、埃及、中國、印度四大文明古國無一不是發源于大河流域，這些地區生態系統狀況良好，有著豐富的水資源、肥沃的耕地和宜人的氣候資源，為農業文明的孕育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國近2000年的發展歷程演進對此提供有力的注釋。中華民族主要興起于黃河流域，在氣候溫暖的漢代，中國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秦嶺－淮河以北的黃河流域，北方人口始終高于南方人口。轉折點發生在元代，南方人口開始超過北方人口。這與發生在公元1230～1260年的中國歷史時期氣候最大的轉變導致的農業種植帶南移，有很大關系。
由于人口、面積、地理位置、氣候等因素的不同，世界各個國家的自然資源稟賦條件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尤其是水資源和耕地資源為國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發展規模和發展潛力。如果一個國家先天自然資源稟賦匱乏，必然會出現先天免疫功能不足問題，即所謂的“免疫缺失”現象，這必然會影響國家整體的健康狀況。但是，一些先天自然資源稟賦匱乏的國家，亦可以通過充分利用科學技術、促進資源環境管育的政策制度等支撐手段，提高對自然資源的高效利用，增加自然資源保障供給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自然免疫功能和抵御自然風險的能力。
作為人類物質生活基礎的自然環境資源，包括土壤、水資源、森林、氣候以及構成一個國家的環境基礎的所有部分，假如這些基礎退化了，國家的經濟基礎最終將衰退，它的社會組織會變化，其政治結構將變得不穩定。這樣的結果往往導致沖突，或一個國家內部發生騷亂和造反，或引起鄰國或別國關系的緊張，甚至敵對。蓋洛得·納爾遜（“地球日”的發起者）說“來自自然的威脅比戰爭更加危險。從德國和日本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可以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從被破壞的自然環境中發展。”美國世界觀察研究萊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曾指出“除非我們對安全重新下定義，認識到我們未來的主要威脅很少是來自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而更多的是來自我們與自然界以及我們依賴的自然資源之間關系的不斷惡化，否則，人類的前景一片渺茫，假如我們不盡快采取行動，就會面臨環境惡化與社會動蕩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危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針對非洲“蘇丹達爾富爾危機”指出“生態危機是達爾富爾沖突的起因，解決沖突就必須從造成沖突的根源著手。”
國家生態可持續性水平的高低由該國的生態承載力和生態足跡二者共同決定的。生態承載力反映了一個國家生態系統資源的豐富程度，生態足跡反映了人類活動的強度。二者的差值即為生態盈余，反映了該國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或脆弱性）。
為了更清晰地表達全球“生態赤字”的發展態勢，科學家們提出了“生態赤字日”（ecological debt day）概念。所謂“生態赤字日”是指人類將地球為滿足一整年的用度而產出的資源消耗殆盡的時間節點，在“生態赤字日”之后的該年度其余時間內，人類是向地球及后代子孫索要資源以“吃老本”的透支方式來維持當前的生活方式。1987 年，人類首度進入生態赤字的狀態，當年的生態赤字日為12 月18 日，而2007 年的生態赤字日已經提前到10 月6 日，這無疑表明人類蠶食地球環境資源的腳步正持續加快。
投資“自然資本”建設，是增強國家免疫能力的重要舉措。世界銀行在1995年首次提出了“國民財富”新概念，將國民財富分為自然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此后又經過多次改進。自然資本是人類賴以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保障，它主要包括空氣、水、森林等自然生命支持系統為人類提供的非物質形態的生態服務和土地、森林、魚、礦產等為人類提供的物質形態的物質產品構成。目前，人類已經用掉了地球上可以得到的一半以上的淡水，改變了1/3~1/2的陸地表面，固定了比陸地上整個自然系統所定的更多的氮，而且占用了地球全部陸地上的主要的生物生產力的2/5。人類對全球資源掠奪式的開發利用，生態環境的破壞，早已經超出了全球或地區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超出了保障人類可持續發展所能夠允許的自然極限。不幸的事實是，雖然經濟增長仍在全世界繼續著，但是經濟賴以增長的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不但不能增長，并且有自然的極限。如果全球經濟仍然按照這種傳統的發展模式，繼續以每年3%左右的速度增長，按照現有的經濟模式和產業結構，全球的產品與服務將在未來50年中激增4倍，達到172萬億美元，那么可以肯定，全球生態系統會因此而全面崩潰，人類文明將毀于一旦。
（摘自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健康報告》 楊多貴 周志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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