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課題組在京發布《國家健康報告》。
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課題組組長楊多貴
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課題組組長楊多貴說，前蘇聯突然崩潰是20世紀一個最大的歷史之迷。學術界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是“由于蘇聯經濟沒有搞上去，所以最終導致國家崩潰。”而事實情況并非如此，從整體而言，蘇聯大多數期間的經濟增長率比西方國家快，其工業化腳步是世界史上最快的之一，可以說是個杰出的成功故事。據經濟史專家安格爾.麥迪森測算，1913～1950年蘇聯人均GDP增長率為1.76%，1950～1973年為3.36%；美國1913～1950年人均GDP增長率為1.61%，1950～1973年為2.45%；英國1913～1950年人均GDP增長率為0.92%，1950～1973年為2.44%。美國、英國人均GDP增長率均低于蘇聯人均GDP增長率。事實上，從1925-1937年，蘇聯用了12年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工業產值在世界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13年的4%強提高到10%弱。工業總產值已超過英、德、法（為英國水平的146.4%，德國水平的117.3%），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為美國水平的23%）。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經說過，斯大林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梨，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
那么蘇聯潰崩的原因是什么呢？俄羅斯已故前總統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 （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在其《回憶錄》中指出“有一天我們會了解到：我們是地球上惟一一個想用19世紀的意識形態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國家。”著名社會學家曼鈕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其《信息時代三部曲》的最后一卷《千年終結》中，將蘇聯的崩潰歸結為工業國家體制對向信息時代進程的失控。他認為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就動搖了蘇維埃經濟與社會的危機的蔓延，其實是“國家主義”（Statism）和蘇維埃式的“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在結構上無法確保社會順利過渡到信息社會的表現。他指出“國家主義”是這樣一種社會體制，社會所產生的經濟盈余是由在國家機器內的權力持有者所攫取，資本主義是朝向利潤的極大化，而國家主義是朝向權力的極大化，也就是說，國家主義是朝向增加國家機器的軍事與意識形態能力。“工業主義”是一種發展方式，其生產力的主要來源是生產要素、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而“信息主義”（Informationalism），也是一種發展方式，其生產力的主要來源是以知識和信息為基礎，把生產要素的結合與使用加以極優化的質的能力。信息主義的崛起是和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不可分割的，那就是網絡社會。
20世紀最后25年的特色是由工業主義向信息主義，由工業社會到網絡社會的轉型。蘇維埃國家體制無法保證蘇聯能轉型到新的信息主義范式，并跟上其它國家的腳步。其實這個假設并不新，只不過是將古老的馬克思概念加以應用而已，意即特定的社會體制會制約住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必須承認此處呈現的情況帶有一點反諷的歷史扭曲。所以，這一體系無法由工業主義過渡到信息主義，且在這歷史轉化（Historical transition）的惡水中航行的不是一般的國家（State）而是此一特殊體系。也就說蘇聯笨重、龐大的國家體制無法適應從“工業主義”向“信息主義”轉變，從“工業社會”向“網絡社會”轉變的歷史發展潮流，其實就是國家患了“恐龍綜合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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