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鍵性改革，勢在必行
最近一項對某省省委黨校6個領導干部培訓班次(市廳級領導干部班、縣處級領導干部班、中青年領導干部班、公務員班、高校縣處級政工班和鄉鎮黨委書記班)學員進行的調查表明，許多地方官員對改革的期望越來越高。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答卷者中有高達851%的人認為“應該加速政治體制改革”。認為“目前不宜進行改革”的人僅占答卷者的58%。被調查者對政治體制改革路徑最集中選擇的“應重點解決的問題”之前四項依次為：“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690%），“精簡黨政機構”（532%），“加大反腐力度”（511%），“擴大黨內民主”（410%）。當要求他們按第一、第二和第三位的順序將“應重點解決的問題”排序時，在第一、第二位的選擇中，“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精簡黨政機構”“加大反腐力度”和“擴大黨內民主”依然是被選最多的4項。
被調查者當中，選擇“風氣比較正”的占186%，認為用人風氣“還過得去”的占340%，兩者合計為526%，值得深思的是，有45%的人認為“不太正”或“很不正”，其中選擇“不太正”的占315%，選擇很不正的占135%。在“您認為現在提升職務，關鍵要靠什么”的問題上，有751%的地方官員選擇“與領導的關系”，625%選擇了“實際才干”，478%選擇了“年齡優勢”，399%選擇了“群眾基礎”，231%選擇了“文憑”，201%選擇了“送禮”，170%選擇了“資歷”。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30周年，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推進一些關鍵性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可以從下面三個角度來看。
(1)中國改革已經有30年的時間，改革的不均衡性問題日益突出。事實是，整個改革已經卡在關鍵性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上。在這種情況下，改革要么是難以推進，要么是走樣變形。在兩年多前，我就曾經指出，近些年來，利益已經成為扭曲改革的一個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機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數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為一場利益或財富掠奪的戰爭。住房制度改革幾乎是最后一項利弊參半的改革。從一個方面說，農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這是近些年雖然社會矛盾突出但整個社會大體穩定的根本原因。但從另一個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現了大量的不公平現象，而住房制度改革是將此前房改中存在和出現的這些不公平現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為結局。其中最能體現這個特點的，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特別是改制。目前中國社會中愈來愈烈的貧富兩極分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人們經常有一個說法，即中國是漸進式改革，而蘇東國家則是激進式改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進行激進式改革的俄羅斯，在過去的十幾年間，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只有04左右，而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在進入21世紀后躍升到05的水平。原因在什么地方，恐怕與不均衡式改革有直接關系。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單兵突進，雖然使得我們用一個較短的時間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甚至使得我們可以在體制改革進行的同時，實現相當快的經濟增長，但在市場已經開始替代國家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渠道的時候，由于其他方面改革的滯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遲遲不能建立起來，甚至形成新的條件下權力與市場的新的結合。
(2)我國經濟正處于最繁榮的時期，而且可能已經是處在繁榮的頂部，目前是推進關鍵性改革條件最好的時期。最近一期《瞭望》周刊載文指出，2007年的中國經濟，在連創新高的GDP和CPI增幅中高調收尾，種種跡象表明，2007年我國經濟已近繁榮周期的頂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小廣認為，經濟正在達到或接近周期性繁榮的頂部區域，經濟增長從年度上講最高點可能是2007年，而季度上的最高點則可能出現在2008年上半年。關鍵性改革的推進，特別是在社會矛盾比較突出背景下這些改革的推進，與經濟條件有著直接的關系。
(3)我國正處在政權合法性基礎轉換的重要時期。康曉光先生曾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進行過階段性分析。他認為，改革以前，我國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來自西方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源于我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發生了重大轉變。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我國政府致力于建設自己的政績合法性基礎。這種政績合法性基礎最主要指的就是經濟增長。應當說，在經歷了長時間的貧困和落后的中國，這種合法性基礎是很現實的。在過去30年中，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確實為新的合法性基礎的建立提供了條件。但必須看到的是，自90年代中后期開始，這樣的合法性基礎已經開始不夠了。因為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劇，蛋糕做大的邏輯已經不能對改革和發展中利益受損者提供充分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公平與正義的問題，越來越與合法性基礎直接相關。
二、改革，什么樣的改革
在前幾年有關改革的討論中，我曾經指出，由于改革扭曲機制的形成，改革開始成為掠奪財富的戰爭，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的共識基本破裂，改革的動力基本喪失。在一些在改革中利益不斷受到損失的群體或個人的心目中，改革甚至成為一件令人心驚肉跳的事情。因此，我曾經提出新的改革觀，在新的基礎上重啟改革。在新的基礎上重啟改革，最根本的是通過促進社會進步來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在過去幾年的時間里，我們基本建立了一個市場經濟的體制，但這個市場經濟是一種好的市場經濟還是一種壞的市場經濟，還在未定之天。因此，在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之后，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
為此，兩個方面的任務是至關重要的。
(1)通過解決暗箱操作的問題，使權力能夠在陽光下運行。在我們的社會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顯得越來越迫切了，這是許多人共同的感覺，因為現在許多事情就卡在這兒。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深入，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目標就難以實現；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不解決不同群體表達權和權利均衡的問題，利益關系就理不順；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對權力的社會化制約，腐敗的問題就難以解決。就是從改革本身看，由于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推進，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樣變形。在去年的改革論爭中，我就講過這個問題，結果是許多出發點良好的改革最后變為財富掠奪的戰爭，在這樣的情形不斷重復之后，改革的共識在破裂，改革的動力在喪失。
但政治體制改革是一件復雜而又困難的事情。對這樣的改革采取慎重的態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是不改革。在目前這樣相對有利的時機下，穩妥而堅決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政治體制改革關鍵是要選對突破口。我覺得，突破口的選擇至少要考慮這樣幾點：第一點，不敏感；第二點，上下有動力；第三點，有潛力。從這樣一個角度考慮，我覺得可以將解決暗箱操作問題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規范權力，暗箱操作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這個核心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對中央政府權威的削弱，對政府有效性的損害，對老百姓利益的侵犯，我們仔細去分析，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和暗箱操作相聯系的。在現實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經成為我們權力相當普遍的非正式運作方式。比如，國企改革是暗箱操作，干部提拔是暗箱操作，征地拆遷是暗箱操作、司法行政是暗箱操作，招生錄用是暗箱操作，甚至轉移支付也是暗箱操作，公共資源的使用與管理也有暗箱操作。許多腐敗大案要案，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暗箱操作。所謂暗箱操作，就是對于權力的不公開行使。原來這個問題還簡單一點，進入利益時代就不一樣了。在當今情況下，權力的行使往往與利益聯系在一起，因而我們似乎就可以說，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們不公開使用權力的愿望就越強烈，所帶來的后果就會越嚴重。
(2)建立以表達權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幾年的時間里發生了如此戲劇性的變化？這種變化背后的深層因素是什么？對于導致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人們已經進行了許多的討論，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問題，個人收入所得稅的問題，貪污腐敗的問題，瓜分國有資產的問題等等。但問題在于，為什么這些不同的因素會共同加劇著社會的不平等？這些因素為什么會在這樣短的時間里對貧富分化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實際上，只要我們認真追溯一下，就可以發現，在這種種因素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異。
因此可以說，貧富懸殊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農民負擔問題成為一個頑癥，與農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勢是聯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遷中發生的嚴重不公，是與利益被損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有直接關系的；勞工權益屢屢被侵犯，上百萬民工辛勞一年后領不到工資，原因也在于他們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和追逐渠道。所以，要防止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理順社會中的利益關系，最基礎的問題是形成能夠協調利益關系的機制，包括利益表達機制、利益博弈機制、利益協調機制以及制度化的解決利益沖突的機制等。也就是說，要建立起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而這當中，首要的問題就是利益表達。沒有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其他的利益協調機制就無從談起。十七大報告肯定了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人民群眾的利益表達權。這樣的表達權，要通過一系列機制才能建立起來。建立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實際上是構建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建立在利益主體分化基礎上的博弈經濟，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良性博弈。在這樣的體制中，利益表達是博弈的基礎。當然，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的建立，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時也必須看到，這也是一個迫切的任務，因為如果這個過程過于滯后，利益關系的失衡將會越來越難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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