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媒體的一則報道，將有“韓國CIA”之稱的韓國國家情報院推到了臺前。報道稱這個平時鮮為外界所知的韓國情報機構，近年來對中國、日本和朝鮮的情報搜集力度不斷加大，手段也是五花八門。
1.韓國情報機構在中國
日本《朝日新聞》2月17日報道，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國某學術機構的一位官員，涉嫌向韓國情報機構透露機密信息，1月下旬被國內有關部門逮捕。據報道，這名官員主要研究朝鮮半島形勢、中日關系，經常在國內外媒體上露面。但當《朝日新聞》就此向這個學術智囊機構求證時，對方稱“沒有聽到這樣的事”。
去年，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健康“出現狀況”的消息傳出后，各國媒體和情報機構在北京展開了情報收集競爭。有駐京的外國外交人士稱，其中“最賣力”的就是韓國，“為搜集朝鮮情報，韓國投入的人力和經費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朝日新聞》的這一報道無法證實“中國學者”泄露朝鮮情報確有其事，卻使韓國情報機構在中國的活動浮出水面。《朝日新聞》報道中提及的韓國情報機構，指的是鮮為人知的韓國國家情報院，俗稱“韓國CIA”。
2.中央情報部“無法無天”
韓國國家情報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朝鮮戰爭時期美國陸軍情報部旗下的反情報部。1961年6月13日，韓國前總統樸正熙的侄女婿金鐘泌，以反情報部3000名特工為基礎，成立了國家中央情報部。中央情報部成立時的職責是：保護軍事機密；協同國家安全和海外反間諜行動。然而，中央情報部一成立，就成了樸正熙軍政府的專政工具：打擊親朝鮮運動，鎮壓大學生運動，監視海外朝鮮族僑民的親朝鮮動向。
韓國中央情報部做的幾樁無法無天的事，曾令自己惡名昭彰。
1968年，中央情報部的特工將數位僑居西德的朝鮮族僑胞綁架回漢城(今首爾)，嚴刑審訊后指控他們“親朝鮮”和“觸犯國家安全法”。迫于國際重壓，西德政府中斷了與韓國的外交關系。
在1971年的韓國總統選舉中，金大中代表民主黨挑戰時任總統、代表自由共和黨的樸正熙，僅以些微之差落敗。勝選后的樸正熙因金大中呼吁民主，視其為威脅。選舉后，金大中遭遇偽裝成車禍的刺殺未遂行動，在髖關節留下了永久性創傷。此后，金大中流亡到日本，成為由美日支持、引領“民主”到韓國的活躍人士。
1973年8月8日中午，金大中出席由民主統一黨領導人士在東京大皇宮飯店2212室舉行的聚會。當天下午約1時19分，會議結束后，金大中走出2212室，遭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綁架。在空無一人的2210室，他被麻醉，失去知覺。此后，金大中被帶到日本大阪，再到韓國首都漢城。據報道，金大中后來回憶說，在一艘前往韓國的船上，他的雙腳被系上重物，綁架者似乎打算把他淹死在海里。日本自衛隊注意到了這艘船，開始追逐，綁架者被迫放棄計劃，金大中后來在韓國釜山獲釋。2000年，金大中當選韓國總統后表示，當年制造這起綁架事件的正是中央情報部的特工。
3.竊聽丑聞曝光，被迫專注對外情報
中央情報部接連的丑聞，令韓國蒙羞。從上世紀80年代起，韓國國會接連通過立法限制中央情報部的權力。迫于壓力，中央情報部于1981年改名為國家安全企劃部(簡稱“安企部”)。1994年，韓國國會提出“安企部保持政治中立”的要求。盡管安企部的部分工作人員開始以公開的身份活動，但大多數還是秘密臥底，到處布設眼線，秘密介入韓國國內的政治事務。
1997年總統大選前，時任韓國駐美國大使洪錫炫和三星集團結構調整本部長李鶴洙，討論了向執政黨大國家黨候選人李會昌及其他有潛力的候選人提供大選資金的事情。安企部對洪錫炫和李鶴洙等政界和經濟界高層人物進行竊聽，先后制作了1000多份竊聽錄音帶和筆錄。
1999年，安企部更名為國家情報院，竊聽丑聞隨之曝光。這一丑聞的徹底曝光讓國家情報院被迫脫離國內政治情報領域，全力從事對外情報搜集。
全球安全組織、各國情報機構2009年最新公布的調查資料顯示，韓國國家情報院現設3個處：國際情報處、朝鮮情報處和國內事務處，在海外設立了39個情報站，其中三分之一的情報站秘密設在中國、日本和朝鮮，工作人員超過6萬人，每年的開支約7000億至8000億韓元。
4.對來訪學者和專家很“注意”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公開資料、日本政府研究所的相關論文，以及美國《時代》周刊等媒體的報道顯示，韓國國家情報院的工作重點是中國、日本和朝鮮，其中，中國和日本的工作是“重中之重”。
韓國國家情報院的特工，打著駐外記者或交流學者的旗號進入日本和中國，或者以商人的身份前往中朝邊境甚至潛入朝鮮境內，與“目標對象”聯絡感情。時機成熟時設下金錢陷阱，或以美色誘惑迫使對方就范，提供相關“資料”或“信息”。獲取情報后，國家情報院還會與韓國國家統一部、外交通商部等機構一起進行驗證。每當朝鮮有風吹草動，國家情報院就會向東京和北京派人手“增援”。
國家情報院還有一個“高招”：在韓國國內對來訪的外國學者和專家，或它認定有價值的其他目標進行跟蹤與拉攏。據透露，這一做法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一份秘密資料顯示，中央情報部曾對來自東歐和其他共產黨國家的訪客特別感興趣，一方面是防止他們“竊走”韓國工業和國事機密，另一方面伺機將其拉下水。一份機密資料顯示，1988年，國家安全企劃部對3808名共產黨國家訪客中的162人進行了特別監視，1989年則對6444名訪客中的226人進行了監視。在監視中一旦發現某人特別有價值，特工就會以各種方式接近目標，想方設法將其“爭取到手”。
5.開始注意改善形象
近年來，韓國國家情報院開始注意改善形象，盡管其“為追求光明，在陰影中工作”的行動準則沒有改變，但它開始尋求正面的影響，比如，在2007年阿富汗韓國人質的營救行動中，國家情報院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任國家情報院院長金萬福卻因“過多曝光”遭韓輿論痛批。
據韓國媒體報道，金萬福先是在獲釋人質投宿的阿富汗喀布爾一家酒店露面；人質乘聯合國機構專機抵達阿聯酋的迪拜后，金萬福在記者云集的迪拜一家酒店出席新聞發布會。韓國《朝鮮日報》的報道說，金萬福被拍到與部分獲釋人質在酒店大廳時的情景。有外國記者非常詫異，特意向韓國記者求證：“那個人是韓國的間諜頭子嗎？”此后，金萬福與獲釋人質同機回國，在頭等艙里與韓國記者座談，希望記者們“好好報道”。
如此頻繁的露面讓韓國媒體抓到了大肆抨擊金萬福的把柄：
第一宗“罪”是暴露行蹤，違反“行規”。《朝鮮日報》曾在社論中說：“對情報機構來說，保密就是生命。金萬福的做法更像業余人士，這給韓國帶來雙重甚至三重打擊。”
第二宗“罪”是大出風頭，爭搶功勞。韓國《同胞新聞》報發表社論說：“即使不吹噓，韓國人也明白國家情報院的努力，他們的輕率舉動反而降低了他們的價值。”《朝鮮日報》的報道則表示了質疑——國家情報院院長這么高調，難道是去阿富汗“搞政治”？（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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