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宿舍的白天黑夜
梁健平把輝仔帶到與少年宮一街之隔的中途宿舍。兩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內嵌在墻上的書柜，是宿舍的全部家什。
這個八九平米的地下室，隱藏在東風街的一個老年活動中心里，人聲、麻將聲和臺球撞擊聲相互交錯。輝仔是這里的第一個客人。在找到工作以前，他可以一直在這里住下去。
盡管有一定的心理準備，輝仔的樣子還是把宿舍管理員王姨嚇了一跳。“剛開始，確實有點怕，”王姨說，自己開始與這個特殊的鄰居接觸時，“很小心”。
輝仔把從“里面”帶出來的衣服都扔掉。王姨拿兒子的一套衣服給他換上。輝仔似乎不大喜歡王姨送的拖鞋，把它們剪出一個缺口，不情愿地穿上。
梁健平要求輝仔叫他“阿平”。他不希望跟輝仔的關系過于親密，“這些從小沒人理的孩子，一旦有人對他好，很容易產生依賴感。”他也承認，這個度很難把握，“太親近了，容易有依賴；太疏遠了，他會以為你拋棄他。”
“這是個漫長的過程。”梁健平這樣說起這些孩子的心理成熟期。2003年，他曾在北京幫助過一個這樣的孩子。這個仍在外闖蕩的孩子，直到現在還很抗拒父母，只肯聽他的話。“阿平”幾乎成為這個家庭的另一個成員。
在輝仔剛入住的那段日子，王姨看見梁健平“幾乎每天”都來中途宿舍，陪輝仔找工作。梁健平幫他爭取到一個進廠做工的機會，月薪800塊錢，包吃住，每月休息4天。輝仔覺得工資太低，不大愿意去。他想盡快掙多點錢。
大約一周后，輝仔有了出所后的第一個工作。這是梁健平介紹的，一份快餐店送盒飯的工作。只有小學三年級文化的輝仔看不懂地址，先由人帶著在附近走一圈，再讓他去送餐。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可是一次上電視的經歷，還是捅了婁子。廣州電視臺一個講述百姓故事的欄目，把輝仔的經歷拍成電視。他的面部覆蓋了一層“馬賽克”，還是被老板娘從電視上認了出來。
輝仔受不了店里一個大嬸的冷言冷語，在一次送餐的歸途中負氣跑掉——連帶著幾百塊送餐款。在“阿平”的勸說下，他把錢還了回去。老板娘給了他100塊錢，作為這幾天工作的報酬。
“這可能只是一個導火索，”根據梁健平的觀察，在老板娘從電視上知道他的身份之前，輝仔就已經開始厭倦這份工作，“這個事情剛好給了他一個逃離的借口。”
梁健平再次幫他在附近聯系了一份服務員的活兒。輝仔的工作之一，是為來吃飯的客人倒茶。客人們看著他手上密集的疤痕，連說“不用”。他第二次嘗到被炒魷魚的滋味。
梁健平認為輝仔“遇事不會檢討自己，總是感覺社會虧欠他。”輝仔身上的依賴性也在不知不覺中生長，“他不想自己去找工作，總是希望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他自己直接去面試。”
梁健平決定把他們之間的距離拉開一些。
“我出事了，你快來，不然我就要走回老路上了。”一天，正在上班的梁健平接到輝仔的電話。幾番追問，輝仔怎么也不肯說出什么事。匆忙趕到一家超市的梁健平，發現輝仔身邊站著幾個警察。原來是輝仔在超市里喝了五六瓶豆奶，保安發現了沒錢付賬的他，叫來了警察。
夜幕在夜宵攤升起的炊煙中降臨。穿行到小區的盡頭，走過濃湯香味四溢的湯水店，掛滿燒雞、臘鴨的燒臘店，輝仔來到一家快餐店，花5塊錢買了一份兩葷一素的盒飯作為晚餐，帶回中途宿舍。這花去了他一天生活費的1/3。
出來“巡視”他的“領地”，是輝仔晚飯后的消遣之一。夜深無人，他喜歡坐在小區里體育鍛煉器材上做運動；或者站在人行天橋上，呆呆地看著潮水般的車流從腳下流逝。
從中途宿舍所在的司馬街出來，沿著東風路走20分鐘，就是廣州市人民公園。露天音箱里傳出的音樂聲中，中年婦女和老人們聚在一起跳舞、下棋；玩輪滑的孩子穿來穿去；曖昧的燈光下，情侶們相擁而坐。
輝仔喜歡坐在椅子上，看著昏黃的路燈照耀下的一切，感受公園里熱鬧的氣氛。
“像我現在這樣，一個月幾百塊幾百塊地掙，存夠老婆本要好多年的。”看著公園門口為了迎奧運而擺放的花簇，輝仔不時為自己的人生憂慮。
他偶爾也會想起以前“瀟灑的日子”—— 一段“有錢一起花，沒錢就去‘開工’”的“共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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