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官商關系畸變的啟示
官商關系畸變最深厚的體制根源，是行政權力沒有得到有效規范。
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是，只有建立健康的官商關系，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
文/石樹林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官員和商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職。法治、廉潔、高效的政府培育了健康的官商關系，推動了經濟的持續發展，維護著社會的繁榮穩定。
裙帶資本主義：官商關系的錯位的主要表現
在另一些國家，官員的行為沒有穩定的預期，缺乏公開、透明的規則，法規和政策不是維護經濟秩序的工具，而是官員設租尋租、牟取私利的手段，由此形成了官商關系的錯位，這種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結合的市場經濟，被稱為裙帶資本主義，它比較普遍地存在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誘發了市場紊亂，政府腐敗、貧富懸殊、社會不公。裙帶資本主義的形成有著復雜的體制和文化原因，官商關系的錯位使得國家的政治形態發生畸變，主要表現為：
一是財閥政治。財閥政治是壟斷資本獨占性地控制國家政權和政府決策的政治經濟形態，它的形成與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密切相關。以韓國為例，20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政府以行政手段合并企業，用國家資金扶植出了現代、三星、大宇等大型企業集團，造就了韓國經濟短期內迅速崛起的“漢江奇跡”。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規模巨大的韓國財閥只是“虛胖”，它的資金投入不是靠企業正常經營形成的積累，而是銀行貸款。1997年底，韓國30家大財團平均資產負債率達到了379.8%，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下不堪一擊，暴露出“泥足巨人”的本來面目。
在財閥政治中，財閥主導政府決策，爭取各種特惠政策；官員出售行政特許權和財政、金融資源，向財閥索取回報。權錢交易的層次甚至可以上達政府首腦?，F代集團的鄭家在韓國號稱“韓國的肯尼迪家族”，韓國警方在徹查鄭夢憲案中發現，鄭家向韓國高官行賄的金額累計約150億韓元。
二是家族政治。家族政治是指一國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沿著血親、姻親、部族關系畸形地集中起來，政治領導人以婚姻和家庭關系為紐帶實現權力與資本的合流，構建官商一體的權貴富豪。
南亞諸國，經商和從政都以家族而非個人作為基本單位，普通民眾對豪門望族的敬仰成為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在競選民主的催化下，造就了不絕如縷的家族政治。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印度的尼赫魯-甘地家族和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家族，都是在各自國內聲名顯赫的政治家族。為了使夫貴妻榮，子承父業的家族政治保持長久的生命力，豪門與權貴政治聯姻，官商合流司空見慣。如兩度擔任巴基斯坦總理的貝·布托的丈夫扎爾達里就是該國的巨富。在布托任職期間，他擔任國家建設部長，對每一項公共工程都要求收取10%的回扣，被譏諷為“10%先生”。對扎爾達里貪瀆的指控是導致鐵蝴蝶貝·布托兩次下臺的原因。
家族政治中的國家事務蛻變為私人事務，缺乏私人關系，就享受不到法定的經濟社會權利。如菲律賓因腐敗丑聞下臺的總統埃斯特拉達在任時曾推出雄心勃勃的“照顧窮人計劃”。但是，計劃中的扶貧資金控制在眾議院手中，沒有門路的窮人，難以獲得政府的資助。家族政治創造了一種缺乏政治關系的窮人——政治窮人。
三是黑金政治。黑金政治是資本集團以金錢資助政治人物，利用黑社會暴力控制選舉，以培植政治代理人的行為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形態。在實行競爭性選舉的國家或地區，政治黑金是難以根絕的政治之癌。
綜上所述，國外官商關系畸變的前提是官員與商人對自身的錯誤定位：官員熱衷于通過行政規制干預經濟事務；商人醉心于與官員編織裙帶關系，獲得特許便利。各種層次的朋黨和密友結成了覆蓋社會的網絡，精英人物大面積腐敗，全社會的道德水平下降，使市場關系極度混亂，經濟發展跌入停滯的泥潭。
看國外如何建立健康的官商關系
官商關系畸變最深厚的體制根源，是行政權力沒有得到有效規范。在建立法治、高效、清廉的現代政府方面，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是，只有建立健康的官商關系，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促進社會公平公正。
推進體制改革，規范行政權力。新加坡是全世界目前為數極少的在高度發展經濟的同時，又有效地遏制了腐敗現象蔓延的國家。它的成功最具有借鑒意義的啟示，在于制約權力資源，從制度上防止權力的濫用和異化。新加坡政府認為對權力的關節點一定要進行控制，盡量減少公務員自行處理人、財、物等方面的權力。特別是財政權制約相當嚴格。部門提出預算報財政部，由國會審議，總統有財政否決權，同時還有人事否決權和貪污調查權。審計署每年對財政使用情況進行嚴格審計并報告國會，確保不出現大的腐敗。為此，我們在權力運行上，應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和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降低行政權力在官商交易中的含金量，逐步消解官商勾結的環境和土壤。
擴大公眾參與，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二十世紀初葉的美國，州市的腐化也相當嚴重。州政府在行使土地審批權時，把土地批給私人修建鐵路，在低稅率、高票價方面給私商特惠，從中牟取私利。市政府將公用事業承包給私商，受賄賂、吃回扣。承包商通過安插官員親友、支持競選等方式獲得豐厚利潤。在席卷全國的“進步主義運動”壓力下，美國各州市紛紛開始以擴大民主，容納公眾參與的政治改革。州政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將各州參議員由州議會間接選舉，改為選民直選。參與范圍的擴大，擊潰了不法商人賄賂州議會，控制聯邦參院議員選舉的弊端。市政改革也通過市議員的直選，使政客們的施政綱領更加注重城市底層的利益。我國浙江溫嶺的一些鄉鎮，以協商民主的方式，在城市建設等公共事務的決策中建立政府協調、專家與公眾參與的機制，提高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水平，防止了公共工程中常見的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這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值得借鑒和推廣。
提高反腐機構的相對獨立性，增強體制內監督的實效。新加坡的廉政建設有一個特點，就是保持官員的廉潔不靠“政黨輪替”式民主、“狗仔隊”式新聞監督。關鍵在于新加坡有一個擁有獨立、完整的秘密調查權的國家強力部門擔任反貪、防貪重任。這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廉政建設中，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同時在廉政體制的建設上，要注意制度設計的科學性，提高監督部門的相對獨立性，增強體制內監督的實效?！?作者系湖南省岳陽市委黨校校長)
資料收集
警惕 “官商合流” 不良傳統
表面的中國歷來“重農抑商”，所謂“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士最高，商最低，讀書做官是偉業，逐利經商是末務，事實并非盡然。官與商之間從來沒有跨不過去的鴻溝，這兩股道常常明交暗匯、曲徑通幽。
漢武帝劉徹窮兵黷武、征討四夷，弄到國用空虛、百姓困乏，于是，按法家桑弘羊的見解實行改革，搞“鹽鐵專營”，這相當于設立一家特大型的中央直屬企業“大漢鹽鐵集團公司”，“盡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大批官員得以合法地成為“官商”。結果，“建鹽鐵策博利，富者買爵敗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鹽鐵論》)。
以后歷朝歷代，凡是可以獲得豐厚利潤或者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工商業領域，官員、官府都要橫插一手、豎插兩腳，如大太監代表皇帝主持采礦業，如盛行600年的漕運制度控制著全國的糧食貿易，如蘇杭的皇家織造、景德鎮的官窯，如直接由皇室掌控的與拉美殖民當局的巨額白銀貿易。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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