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為何被稱老板
——一位官員眼中的“老板型官員”
文/倪洋軍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一些官員常常習慣于下屬或群眾稱自己為老板，當然也有一些官員想當老板和津津樂道于做老板。
有些官員，一看就像老板，出門有車接送，上班有人侍奉，就連走路，也是三跟四從、前呼后擁，全然一幅“大老板”的享受。有些單位，官員就是老板。大事小事，沒有他拍板，就是定不下來；大會小會，沒有他到場，就是開不起來，儼然，他就是“董事長”、“總經理”。有些人，稱領導那更是老板長、老板短的不離口，好像不稱其為老板，就是對其不尊重，就是自己不知趣、不識時務。
稱官員為老板，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下面給捧的，是下屬的一種巴結逢迎、溜須拍馬、脅肩諂笑的行為表現。但是我認為，稱官員為老板，最根本的還是領導自己喜歡別人叫自己老板。你想想呀，如果沒人愛聽，那能有人叫嗎？就像做買賣，沒買的，能有賣的嗎？所以，領導如果不喜歡別人叫自己老板，那下級肯定沒人敢叫。有叫的，那也一定是太不識時務者，或者根本就不想在那個位子上干了。市場經濟社會，老板是財富的象征。老板意味著住豪樓，食珍饈，行有香車寶馬，穿是世界名牌，無限風光，無盡奢華。老板還代表一身霸氣，一手遮天，誰不聽話，立馬炒你魷魚，讓權力欲得到盡情釋放。如此，誰還不想當老板呢？當不上真老板，被人叫聲老板也感覺舒服呀！再說了，在任何一個單位，總有一些說話管用的官員，大家迫于他的權威，敢不稱他為“老板”嗎？而有些官員，就在別人叫和喊自己為“老板”的濃厚氛圍中，儼然也把自己當成了真老板，于是說話驕橫跋扈、做事獨斷專行、為人偷吃扒拿。
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即便經過艱苦的努力奮斗、長期的資本積累，也未必能做成一個成功的老板。而對于某些官員來說，做老板卻易如反掌。因為有權，便有了一呼百應的可能；如果真想做點生意什么的，也因為有各種各樣可以利用的關系，便有了生財之道、發財之路。盡管，根據《國家公務員法》關于公務員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的規定，但是，還是有一些官員采取各種手段搞經商或經營性活動，或者干脆“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稱官員為老板或者說某些官員越來越像老板，固然有其主觀的原因，即官員自己想別人叫或自己想去做。還有一些客觀方面的原因。筆者認為，首先是對官員權力的監督不力、監管不嚴造成的。官員的很多權力在無人監管、無人能管的時候，很容易發生變異，而成為個人耍威風的資本和撈外快的工具。其次，就是我們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還不夠健全，還存在一些可以鉆的政策空子，而有人鉆了，又沒有嚴肅規范的懲戒措施。第三，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所產生的“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風氣使然。在以發財為榮、守窮為恥的價值取向下，個別官員認為自己與社會上的一些老板、商人比，苦吃了不少，但收入太少，于是便產生一種心理失衡，動起了歪點子。
要知道“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要當官員，就別做老板；要做老板，就別當官員。否則，官不官、商不商，糊涂的是自己，糊弄的是人民。(作者單位：中共江蘇省洪澤縣委組織部)
對“老板型”官員寬容一些
事實上，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后發國家極具有普遍性，中國的地方政府應該學習用企業家的眼光，以“企業家精神”來“打造”一個“企業型政府”，以此來推進“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文/郎友興
有這樣一個現象，引人注目而同時又招致不少議論乃至非議：中國各地，不管東部發達的沿海，還是西部欠發達地區，不管北國，還是南疆，官員們越來越像“老板”了，似乎只有“大小老板”之別而無行為與實質上的區分。的確，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許多特征，政府公司化傾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對于政府官員“老板化”現象、地方政府“公司化”行為，無論是媒體還是學術界，總體的印象似乎批評多于贊揚、否定過于肯定。筆者當然也承認，政府官員“老板化”現象弊端不少，但是，公允地說，在轉型期的中國，政府官員的“老板化”現象、地方政府“公司化”行為有其必然性，而且恐怕也不是中國所特有的。
“企業/公司型政府”產生的普遍性
最近幾十年，西方不少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企業/公司型政府”，其出現與其“政府再造運動”相關聯的，某種意義上說，西方政府再造的核心理念就是企業型政府。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所合著的《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最為集中地體現了西方企業型政府之理念。
事實上，世界上不少國家的政府改革或再造，均不同程度受企業型政府理念的指導。這種企業型政府所針對的就是多年來盛行于西方的官僚制(科層制)。由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家核心競爭力的轉移、政府權威的日趨下降、工商企業再造經驗的傳播、信息技術的普及等因素，造成傳統的官僚制政府出現了一系列困境，如科層結構的負面影響、官僚的心理反應與行為傾向、科層體系組織學習的困難、科層價值與民主行政價值的背離，等等。官僚制自身這些困境，加上面對經濟蕭條衰退、能源短缺、環境惡化的普遍意識和內政、社會政策及經濟政策的失敗時，西方政府不得不進行改革。而政府職能擴張和規模膨脹所導致的財政、管理和信任危機，則成為建立企業型政府的直接動因。
從1980年代開始，首先在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以追求“3E”(經濟、效率和效益)為目標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行政改革浪潮，其中較引人關注的行政改革，有英國的“續階計畫”、美國的“全國績效評鑒委員會”、加拿大的“行政改革白皮書”和澳洲、新西蘭的“行政文化重塑運動”等。盡管西方各國以創建—個“企業型政府”為核心的行政改革方案內容不盡相同，但“像經營企業一樣經營政府”的理念，用企業家在經營中所追求的講效率、重質量、善待消費者和力求完美服務的精神以及廣泛運用于企業中的科學管理方法，來改革和創新政府管理方式，使政府更具效率和活力，則成為這些國家的共同追求。由此看來，企業型政府的關鍵詞就是資源、競爭、成本、效率和效能。
而這種企業型政府的一些特點，自改革開放以來也逐漸在我國出現并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暗胤秸谡猩桃Y、土地征用等方面介入經濟活動的強烈沖動，表現出同樣鮮明的公司化行為特征”。斯坦福大學政治系教授戴慕珍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概念以解釋中國地方政府這種公司化行為：一方面，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許多特征，官員們像一個董事會成員那樣行動；另一方面，在地方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與企業密切合作。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地方政府所出現的企業型政府之背景與西方國家恐怕有些不同。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觀、考核制度所形成的壓力和招商引資所帶來的驅動力，構成了中國產生公司型地方政府的基本背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代化，是地方政府導向的現代化，在社會資源缺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成為拉動現代化的最大動力，這是中國的現實和國情。雖然有時地方政府的作用過度了，由此帶來不少弊端，且常常為人所詬病，但是，應當明白的是，構成了中國出現公司型地方政府的基本背景又與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主導的角色顯然是分不開的。事實上，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后發國家極具普遍性。由此說來，中國地方政府產生乃至盛行公司化的做法也就順理成章了。
當然，先不必急于去討論公司型地方政府是不是我們最終所追求的政府模式，本文只是想指出，用企業家的精神來打造政府部門，重構地方政府卻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價值，這就是說，中國的地方政府應該學習用企業家的眼光，以“企業家精神”來“打造”一個“企業型政府”，以此來推進“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創建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政府
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地方政府本身并不是件壞事。例如，這些年來浙江商人受到各地的歡迎，除了引入資金外，這些地方也從中體會到浙商精神，學習到浙商精神。浙商中的溫州商人所具有的實干智慧的企業家精神給中國其他區域的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勤奮務實的創業精神、勇于開拓的開放精神、敢于自我糾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場優勢的思變精神和恪守承諾的誠信精神，這些浙商中體現出來的企業家精神，成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據研究，“企業家精神”概念最早由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他將“企業家”看作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因而十分重視企業家精神。爾后不少學者對“企業家精神”的內涵與內容作了許多概括。企業家精神羅列起來有這些特質：誠信、創新、敬業、合作、自治、堅韌、服務、學習、遠見卓識、挑戰、務實、富有活力、犧牲等。筆者以為，地方政府通過學習敬業、誠信、服務等企業家精神，可以構建出一個具有敬業、創新、合作、誠信、理性和服務精神的政府。
敬業的政府。敬業是企業家精神的動力，這首先值得地方政府學習的。GDP只是地方政府成功與否的標志之一，對事業的忠誠和責任，才是地方政府的不竭動力。
創新的政府。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政府學習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的實質，就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將已經做過的事做得更好一些”，就是指要有銳意進取、克服因循規守舊的心理的諸種精神風貌。
合作的政府。合作是企業家精神的精華。偉大的企業家是最擅長合作的，而且這種合作精神需要擴展到企業的每個員工。但是，我國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合作、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政府跨區域的合作差強人意。作為一個治理者，政府要像企業家那樣需要“學會如何與他人協作”。
誠信的政府。誠信是企業家的立身之本，是絕對不能妥協的原則，是企業家精神的基石。誠信自然也是為政之道。但個別地方政府多的是“任性”，而不是誠信。因此，要以企業家重“商譽”之精神，建設誠信政府，而誠信的政府的根本就是兌現承諾，“言必信、行必果”。
理性的政府。企業向來重視成本效益關系。而我們的政府部門通常只注重投入而非產出，對于“成本—效益”較為麻木。為此，政府需要學習企業家們的成本概念，轉變投入產出理念，這就是說，要強化行政成本核算意識，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強調成本核算、講求效率的的政府，是一個理性的政府，必將是一個為人民所擁護的政府。
服務的政府。顧客至上導向是企業立足的根本。但是，在政府中，很少有人用“顧客”一詞，大多數行政人員根本不知道誰是他們的顧客，只知道為領導、上級服務。因此，需要把企業家精神中的服務理念引入政府管理,樹立“顧客至上”的新觀念,把政府的公共服務對象重新界定為“顧客”，讓顧客們來選擇公共服務把公眾的滿意度作為追求目標和評價標準。
總之，我們對于出現多時且目前依然存在的地方政府官員的“老板化”現象、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傾向應當寬容些。當然，地方官員自身不要以為自己真的就是老板，你們只不過是帶引號的“老板”，你們依然是政府的官員，而作為帶引號的“老板”重要的是師法“企業家精神”，重塑地方政府，建構出具有敬業、創新、合作、誠信、理性和服務精神的政府，從而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作者為浙江大學政治學系主任、教授)
延伸閱讀
不要不分青紅皂白的貶低招商
宿遷市委書記張新實：回想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是打開國門，吸引外商投資，引進資金技術，而使國人眼界大開，經濟蓬勃發展起來的。發達地區除了區位條件的優勢外，也走過了政府主導干部帶頭的招商引資過程。更何況中國經濟落后地區能有資格和底氣說，政府不用動員和組織招商在家搞公共服務嗎？經濟發展有“馬太效應”，越好越好，越慢越慢，慢了就會被遠遠地甩在后面，市場競爭不相信眼淚！
因為招商引資，宿遷這幾年各開發區新增就業的就有20多萬人，這是我們最看重的指標。為官一任還是要講政績的，只是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而不要不問青紅皂白貶低成為負面的東西！
招商引資需要人才。經濟薄弱地區因為條件所限往往留不住人，學有所成的人不回來了。相對學歷層次高、能力強、信息渠道多的人集中在官場上。干部不帶頭招商難道能推給百姓嗎？我們也在做以商引商的工作，也發動民間招商，甚至聘用過社會專業招商人員，但遠遠不夠。干部有優勢，有身份用來為發展應該把作用發揮到最大化。
一個市長的“官商”樣本
回首以前的經歷，原安徽界首市市長王顯義認為自己唱的不是“白臉”，也不是“紅臉”，而是“灰臉”。
他本來是做企業的，無心走仕途，卻仍把一只腳踏了進來，還被推到了市長的位置上；當他希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時候，又被拉去管理企業。最后，當他懷疑自己是否更適合做一名“全職企業家”時，組織再次明確把他定位為“官員”。
王顯義的兩次兼職生涯中，第一次是“政治待遇”，第二次是“挽大廈于將傾”。第一次兼職發生在1995年，那時他擔任阜陽化工廠的廠長，同時兼職市化工局副局長，也算一段名副其實的“官商”經歷。
王顯義說，那個時候一些政府職能部門“卡”企業、向企業“吃”“拿”“要”是普遍現象。他有了化工局副局長的頭銜以后，職能部門此類不規范的行為收斂了很多。
到沙河酒廠兼做廠長并不是王顯義的主動選擇。市委主要考慮到王顯義懂經濟，有長期在工廠的管理經驗，認為他是挽救沙河酒廠的不二人選。剛開始那陣子，他花在酒廠的時間比在市政府要多，一心一意想盡快為酒廠理出個頭緒。但市政府的一些事情也是必須要做的：開市長辦公會議、參加常委會和班子會議、黨組織民主生活會，還有下基層視察、接待上訪等等。兩邊工作沖突不斷，他經常恨自己分身乏術。
和職工深入交談之后，王顯義做了兩個決定：一是把酒廠鼎盛時期口碑甚好的老廠長請了回來；二是請一個在營銷上很有一套的年輕人來做銷售經理。
兩人都到位以后，他覺得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再呆下去，已經很難做出什么有意義的事情了。在2003年3月，王顯義“剝離”了自己的廠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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