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金融業存在體制性弊端
“中央高度關注世界金融發展的趨勢和特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現狀，和伴隨的問題。”江涌告訴本刊記者。權威判斷指出，目前我國金融業抗風險能力有了明顯提高，金融體系不存在明顯的系統性風險，在當前較高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升值市場環境下，我國發生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問題和體制性、結構性矛盾，以及金融機構自身控制風險能力不足，公司治理機制建設不到位，企業和社會整體信用水平低，始終是我國金融安全運行的長期隱患。
江涌認為，銀行風險依舊是金融安全的重心。其一，實際不良貸款仍然需要警惕。據銀監會公布，目前國有商業銀行五級分類不良貸款率已降到約8%。但是，若剔除財務重組和政策性剝離等因素，同期實際不良貸款余額與比率難以樂觀。而且，不良貸款比率的降低主要通過“擴大分母”（即多貸款）所致，且多半為中長期貸款，其中一些風險（如千億計的高校擴張貸款）正在顯形化。
其二，操作風險突出。近年來，國有銀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總行行長下到電腦操作員，涉案金額動輒數百萬乃至數億，暴露出因金融違規、金融腐敗、監管滯后而導致操作風險的防控存在嚴重缺陷。
其三，金融市場與社會風險不斷向銀行風險轉化。新一輪股市與房地產形成的許多資產泡沫與銀行資金關系密切。一旦股市與房地產泡沫持續遭遇重挫，銀行不良貸款將迅速增加，極有可能形成與上世紀90年代日本一樣的銀行危機。
同時，復合性金融風險不同程度地積聚。一是“外在風險內部化”。比如，國際游資為投機人民幣升值，通過多種渠道入境，加劇股市與房地產市場泡沫，這不僅增加銀行壞賬與匯率等風險，而且直接威脅金融體系的穩定。二是“內在風險外部化”。一些“走出去”的中資企業由于鞭長莫及與內控不力，原先潛伏的金融風險迅速暴露。比如“中航油”事件。
而且，金融“道德風險”突出。
在江涌看來，最為嚴重的“道德風險”是一些政府部門對國家信用的濫用。銀行壞賬沖消、金融集團倒閉、證券公司破產、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務、社會保障基金、股市泡沫消除等等最后都集中到國家。
為此，他強調，“國有銀行沒有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信用，即儲戶對國有銀行國家所有的信任。但是，國家信用是有限的。政府部門大包統攬，無限‘兜底’，這容易造成嚴重的‘道德風險’，還可能導致國家信用資源加速流失。長此以往，很難避免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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