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7月份人民幣匯率改革出臺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小幅升值，我國出口企業感受到的沖擊越來越大。人民幣升值對于從事一般貿易的出口企業確實是個壞消息。尤其是那些依靠低價優勢、生產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產品的企業，如紡織服裝、家電等出口企業，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沖擊更是巨大的。
人民幣持續升值使企業利潤不斷受到侵蝕。我國商品出口時，多數選擇美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出口商品也以美元來計價。盡管我國是個外貿大國，但并不是一個外貿強國。由于出口的商品多為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產品附加值較低。因此，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更多時候是價格接受者，而非定價者。當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時，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商品價格保持穩定，我國企業出口同等數量的商品，所獲得的美元收入保持不變，但在兌換為人民幣后，以人民幣計價的利潤將縮水。換個思路考慮，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時，以美元計算的出口成本將上升，在企業所獲得的美元收入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以美元計算的企業利潤也將縮水。2006年三季度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速度有所加快。截至目前，銀行間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已相繼突破“1：7.86” ~“1：7.72”一系列重要整數關口。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已經使一些出口企業利潤明顯降低。特別是利潤率很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企業，如紡織業平均利潤率僅3%，人民幣升值已使許多企業陷入困境。
事實上，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的出口企業的影響并不僅限于企業利潤被侵蝕。在新的匯率機制下，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浮動范圍擴大，這意味著進出口企業將面對不斷變換的匯率風險。在原來的固定匯率制下，出口企業已習慣不考慮匯率變化的因素，安心生產和銷售。現在人民幣匯率開始浮動之后，外匯風險管理就成為影響企業生存的最重要課題。長期處于溫室里的出口企業能否承受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持續沖擊呢？企業又可以采取哪些應對措施呢？所幸的是，在應對本幣升值壓力方面，我們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可以借鑒。在與我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日本企業經歷了長達二十余年的升值歷程，在調整經營方向、規避匯率風險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對我國企業有著很強的借鑒意義。下面，我們將簡單介紹日元升值的經歷和日本企業應對日元升值的措施，以供我國企業參考。
出口企業要做好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心理準備
以發展制造業和出口實現起飛的國家，在經濟增長一定階段上，都會遇到本幣升值問題。這方面的例子有日本、德國和韓國、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其原因在于，對于以出口工業制成品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其經濟的迅速崛起會帶來其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增強，貿易順差也隨之擴大。而貿易順差的大量增加使得本幣和外幣之間的供求關系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外幣需要兌換成為本幣，從而帶來本幣的外部升值壓力。
和日本情況類似，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選擇出口導向戰略，一直實行鼓勵出口的政策。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但與日本不同的是，我國在鼓勵一般貿易出口的同時，還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鼓勵推進加工貿易的發展。而中國充裕的勞動力資源和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也吸引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來中國投資辦廠，利用中國的勞動力資源，通過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在中國加工生產出制成品后再出口。
由于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均為我國主要貿易方式，而加工貿易順差更是成為我國貿易順差的主體，這就決定了我國貿易順差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存在，并保持一定增長，貿易順差擴大帶來的人民幣外部升值壓力也將持續存在。從近六年來的數據來看，加工貿易順差一直大于外貿順差總額，盡管一般貿易也時常略有順差，但金額相對較小。2006年，加工貿易貢獻的順差達1889億美元，一般貿易順差僅為831億美元，其他貿易形式則形成了946億美元的逆差。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中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正因如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加工貿易增長的根源在于我國物美價廉的勞動力資源，在于我國“世界工廠”地位的確立。這一比較優勢決定了我國加工貿易增長將持續較長時間，而相應順差總體規模也將保持并擴大。
出口導向型戰略使國內資源配置向貿易部門傾斜，不利于國內非貿易部門的發展，不利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因此，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不僅來自于經濟增長和貿易順差所帶來的外部壓力，還反映著國內經濟結構調整、貿易升級和產業轉型的內在要求。經過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已站在更高的平臺，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原有經濟增長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經濟進一步崛起的要求。為保證經濟平穩、健康、快速增長，需要改變過分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更加重視國內需求；要在促進國內投資與消費平衡的同時，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的矛盾；要依靠經濟結構調整來重新調整國內經濟資源配置結構（由貿易品部門轉向非貿易品部門）、更合理和有效地配置資源；要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提高中國產品的技術含量，改變長期以來單純依賴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取勝的傾向。因此，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如果人民幣匯率不能相應調整，就可能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內外均衡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
人民幣升值保持緩慢、漸進態勢將留給企業足夠的時間去調整和適應
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國內經濟資源的國內經濟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之間的重新配置是緩慢而漸進的過程。與此相對應，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也應是緩慢漸進的。人民幣緩慢而漸進的升值最符合經濟基本面變化的要求，比較有效率。這一判斷不僅符合經濟理論，也已被日元升值的經驗和教訓所證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貿易立國的口號。為了發展經濟，擴大出口，日本政府決定自1949年4月25日開始，實行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個固定匯率一直保持了22年，一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變。持續保持22年之久的360日元兌1美元的固定匯率，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使得日本企業能夠在二十多年的時期內，不必理會匯率的變化，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開發新產品、擴大產品出口等方面。但是，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長，日元開始面臨越來越強的升值壓力。1971年12月，西方十國財政部長在華盛頓史密森博物館召開會議，決定將日元匯率升值16.8%，即1美元=308日元，并以此作為標準匯率，上下可浮動2.25%。這就是被經濟學家稱為“史密森協議”的主要內容。從此以后，日元匯率開始從固定匯率制過渡到浮動匯率制，日元也踏上了漫漫的升值路途。
在日元升值的征途上，先后經歷了逐漸升值時期（1971-1985）、大幅度升值時期（1985-1997）以及日元匯率雙向波動時期（1997年至今）三個不同階段。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實現了浮動匯率制，從1971年到1985年之間，日元匯率的升值過程還是比較平穩的，如以每年12月成交價／中間價來看，1972年、1978年和1985年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分別為 1美元兌301.66日元、194.30日元和200.25日元。也就是說，在升值初期，日元采取了緩慢、漸進的進程，用15年的時間升值51%。但是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匯率的升值速度明顯加快。1985年美英法日德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促使日元、西德馬克對美元升值的協議。從此之后，日元匯率開始迅速上升，進入了長達10年之久的快速升值周期。到1995年，日元曾一度達到80日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在快速升值的第二階段，10年間，日元累計升值幅度達150%。不幸的是，在日元快速升值的第二階段，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升級難以跟上匯率的快速變化，出口行業為降低成本和占領海外市場被迫選擇采取大規模海外投資，轉移生產這一迅捷的途徑，最終導致日本出現了所謂的國內產業空洞化現象，破壞了國內經濟結構的自然調整。大批企業到國外投資，制約了國內就業需求的滿足，導致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又反過來影響企業在日本國內的投資需求，最終形成惡性循環。這是導致日本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長期陷入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之一。嚴格來說日元升值的第三階段應該稱為日元匯率波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日元在貶值和升值的反復循環中，基本穩定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大幅度升值的水平。這一期間，日元升值、貶值的幅度基本保持在±15%以內。
目前中國的情況與日元升值的第一階段何其相似。首先，兩者均處于升值的初級階段，持續面臨本幣升值的外部壓力和內在要求，匯率制度開始尋求退出固定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與當時的日本一樣，我國目前也面臨著較大的本幣升值壓力，央行也開始選擇放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逐漸增加匯率的彈性和放開本幣的浮動。其次，這一時期的日本經濟發展狀況與中國目前的情況有著很大的相似性。日元升值的第一階段，日本仍屬于后發國家，日本經濟仍然處于趕超歐美的發展階段。具體體現在：一是日本人均GDP遠低于美國和西歐各國。二是日本的工資水平在主要發達國家中仍處于最低水平。三是從產業結構特別是就業結構方面看，日本也仍然落后于美歐各國。日本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明顯高于美歐各國，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均未完成。從技術水平方面看，日本與歐美各國仍有很大的差距，技術貿易一直是進口大于出口的局面。由于我國目前的經濟基本面與1971-1984年的日本經濟極為相似，對于同樣剛剛踏上本幣升值路途的中國，應借鑒日本當時的經驗，讓人民幣對外幣（主要是美元）保持小幅、緩慢、漸進的升值的態勢，切忌升值過急、過快。這樣才能達到通過匯率杠桿的持續調整，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這也是我國匯率改革一定要堅持“主動性、可控性以及漸進性”原則的訴求。
在匯率制度改革方面，我國政府采取了“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這決定了人民幣升值也將采取小幅、緩慢、漸進的態勢。我國的企業應該正確認識并充分利用政府創造的良好的外圍環境，積極應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帶來的變化，變壓力為動力，提高自身競爭力。
借鑒日企經驗，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
面對日元升值壓力，日本企業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類應對措施：
（1）利用金融手段規避外匯風險。面對不斷波動的日元匯率，日本企業在進出口時常常采用與金融機構合作，主動利用遠期外匯買賣、外匯期貨、外匯期權交易等金融衍生工具來事先鎖定匯率水平，規避匯率風險。企業因而可以不必理睬未來的匯率變動情況，專心致志地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在日本，通過外匯期貨交易來回避外匯風險已經為大部分企業所采用。據日本經產省統計，約有44%的日本企業會選擇采取外匯期貨交易來規避風險。
（2）利用財務手段規避外匯風險。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一是擴大日元結算。外匯風險主要存在于對外交易使用外幣時，如果使用本國貨幣來結算，則可以避免外匯風險。因此，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企業采用日元結算的交易不斷增加，特別是在進口方面，日元結算率已由1986年的10%上升到2004年的25%。二是企業根據外匯市場的走向采取提前或推后結算的對策。三是價格轉嫁。將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成本增長部分，轉嫁到出口商品價格上。但價格轉嫁只有在出口地的銷售價格提高后依然具有價格競爭力的情況下，才能得以成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這種方法存在較大難度。四是降低成本。終身雇傭制的存在使日本企業在縮減人工費用方面難有作為。在縮減零部件成本問題上，大型制造企業對零件制造商提出了極為苛刻的降價要求。此外，還采取了改用進口零部件等措施。五是外匯資產平衡。上世紀80年中期，日本許多跨國企業開始在歐洲等地設立金融運營公司，通過對沖和債權、債務調整等，從公司全局考慮，對外匯資產進行管理和平衡。但這種措施僅限于跨國企業，對中小企業則難以適用。日本也只有4%的企業采取這種措施。六是反向交易平衡。日元升值有利于進口而不利于出口。因此，日本既有出口又有進口業務的大公司，主要是綜合商社，采取了減少出口，擴大進口的措施來規避日元升值帶來的風險，維持公司的盈利。但這種方法適用企業也較少，只有約4%。
（3）采取產品結構調整、升級和海外投資等經營性手段。短期的金融和財務措施雖然易操作，見效快，但是治標不治本。這些手段只能作為暫時規避外匯風險權宜之計，并不能完全消除風險隱患。而且金融手段一旦使用不慎或失誤，將使企業遭受實業和金融雙重損失。財務手段的操作空間有限，還要考慮交易對手是否能夠接受。為根本化解日元升值對企業經營的負面沖擊，必須采用經營性調整手段。事實上，日本企業正是采取了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競爭力等措施，才真正克服了日元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日本企業采取的經營性手段具體有：一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差別化戰略，努力對產品進行升級換代，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強產業競爭力，同時調整產品結構，積極開拓新的生產領域。例如，日本電視機就經歷了黑白電視、彩色電視、平面電視、數碼電視等不斷升級換代的過程，汽車也實現了由大眾車向高級車、混合動力車的轉變。二是通過技術革新、增加廉價零部件進口、減少能耗等各種合理化措施，提高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從而達到降低產品價格、提高產品競爭力的目的。如豐田汽車公司、本田汽車公司、索尼公司成功地把日元升值的壓力轉化為努力提高自身生產率的動力，成長為世界著名的大企業。三是積極進行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生產。這一措施主要發生在在日元急速升值的第二階段。許多日本企業采取直接到產品銷售國家和地區開辦工廠的辦法，來化解日元升值的壓力。例如，索尼公司在廣場協議之后，將原先占全部銷售額20%以上的海外生產比率在三年內提高到35~40%。到1995年日本汽車企業在美國本土生產的汽車已占到了美國市場份額的20.7%，而在1985年這個數字僅為2%。
借鑒日本企業面對本幣升值的應對經驗，我國出口企業在應對人民幣升值時要注意以下問題：首先，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出口企業要采取積極應對的心態，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人民幣將較長時間保持小幅、緩慢、持續升值的態勢。對此，企業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企業利潤被人民幣升值所侵蝕，甚至面臨虧本的困境中，出口企業應該理性、積極應對，擺正心態，規避風險。
其次，利用遠期結售匯等金融手段合理規避外匯風險。由于以前長期面對的是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出口企業一般很少采用風險規避工具。在變幻莫測的匯率波動面前，不采取專業的手段避險是很危險的。企業一方面要提高風險意識，培養和引進相關的專業人員，增強處置匯率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通過購買銀行提供的外匯衍生工具規避外匯風險。目前，國內銀行能夠提供的應對人民幣匯率風險的衍生產品還較少，最適合企業使用的外匯避險工具是遠期結售匯和人民幣與外幣掉期交易。
再次，靈活采取進口業務延后兌換付款，出口業務提前結匯兌換，出口業務可選擇非美元結算貨幣。對于出口業務，除了提前結匯，還可采取收取預付款的辦法；對于進口業務，盡可能延期買匯，拖延付款買匯時間，從而減少人民幣支出。在美元對人民幣長期看跌的預期下，企業如果不改變只用美元結算的舊習慣，則將面臨更多的匯兌風險。出口企業應增加出口貿易中美元以外貨幣結算，特別是歐元、日元的貿易結算。同時，充分利用人民幣信譽良好和幣值趨升的態勢，在周邊國家和邊貿中推廣使用人民幣本幣結算的方法。
第四，適當提高出口價格，和客戶共同分擔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利潤空間壓縮的損失，是很多出口企業很自然能想到的避險方式。但由于國內出口企業內部存在激烈的惡性競爭，中國出口企業在與國際買家在價格談判上的議價能力有限。不過對于我國具有較大出口議價優勢的產品不妨采取這種方法。例如，絲綢絲綢是中國壟斷性的產品，所以人民幣升值導致絲綢上漲的那部分價格國外企業是可以接受的，可以適當加價。
第五，加強“自主創新”，推動產品升級，提高產品附加值。目前，我國很多出口企業都處在求生存的階段，缺乏品牌長遠規劃，出口產品大多以低價取勝。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對出口企業廉價出口模式提出了挑戰，也是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提升產品層次的絕好時機。企業應盡快地調整經營理念，進一步加快出口品牌建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發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品上，由低附加值、初加工產品向高附加值、深加工產品轉變，在產業價值鏈中逐步上移，提高出口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可以減少企業引進國外技術方面的花費，有利于出口企業加大技術引進力度。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業在技術開發方面，較多采取的是購買歐美國家先進技術再加上自己開發的形式。而我國企業則更樂于通過購買獲合資等形式來直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但在完成技術引進后，并沒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更沒有推進自主開發，結果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怪圈。為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強調在引進、消化、吸收后再創新。
最后，積極開拓國內市場，適度進行海外投資，加大向中西部地區的生產轉移力度。與處于日元升值第二階段的日本不同，我國目前仍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市場化進程和居民消費升級尚未完成，城市和農村、東中西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這就決定了我國國內需求仍有極大的潛力可挖。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政府也明確了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的發展戰略。出口企業在失去國外市場時，可以積極尋求拓展國內市場。與日本企業不同的是，中國出口企業除了選擇向海外轉移生產的同時，還可以向國內欠發達地區轉移生產，在“走出去”的同時，還可以走向中西部地區。 (李若愚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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