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官方網站公布的系列收入分配報告顯示，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存在較大差別。1990～2005年，平均貨幣工資收入最高最低行業之比由1.76∶1擴大為4.88∶1。在報告中，國家發改委公開承認：政府調節收入力度不夠。
但是，在分析導致行業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時，發改委認為，收入差距擴大，是因為國有單位收入增長較快，而收入增長較快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資源分配上占有一定的優勢”，一部分壟斷行業“利潤獲得相對容易，所以工資增長也就比較快”。我以為，這個說法與承認“政府調節收入力度不夠”是自相矛盾的，也是不能服人的。 如果政府真想管，也真下了功夫，“資源分配上占有一定優勢”能成為一些行業無限制增長工資的理由嗎？
所謂資源占有優勢，不過就是擁有獲得額外利潤的條件。但問題在于，這個資源并不是企業的，更不是個人的，而是國家的。所以，額外的利潤，理所當然應當歸國家。而不能誰占有公共資源，誰就用來優先為自己謀利，否則就事實上造成了對國有資產的侵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收入控制，不僅是為了避免收入失控造成分配不公，破壞社會公平，更是對國有資產實施監控，防止企業通過無限制的工資收入增長，悄然攫走利潤，侵蝕國有資產。
但在實際監控中，政府沿襲的卻是老得掉牙的“工效掛鉤”的方法。這一方法，在計劃經濟時期曾起到過抑制收入過度增長的效用，但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弊端日益呈現：一是利潤指標的確定，采用“因素法”（上年實際完成數加新年的新增因素）來確定，實際造成對以前不合理的認可，包括對資源占有優勢決定產品和服務價格，進而決定利潤分配的承認，結果致使非勞因素過分介入并左右收入分配，讓過去工資水平高的行業和企業永遠高下去。二是工資水平的控制重縱向的比較，如物價上漲、利潤增長水平，卻輕橫向——全社會勞動力市場價格的整體比較，結果收入大大增長，而且“理由十足”：因為我多盈了利。因此“工效掛鉤”成為了一些行業和企業侵蝕國有資產的遮羞布，也成了政府部門推卸責任的擋箭牌。采用這樣的“工效掛鉤”法，行業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自然必定擴大。
所以，政府真要有效控制一些行業收入增長過快過高，就必須下決心解決三個問題：第一，重視企業收入的控制，包括對企業中大量存在的隱性收入，比如入股分紅收入、缺少有效外部監控的工資外收入（比如免費電、水）、職務消費、擅自提高的公積金等，都納入有效的監控；第二，對長期沿襲的“工效掛鉤”方法進行修改。一是在確定利潤指標時，充分考慮到公共資源占有的因素，使指標確定得更合理。不讓資源占有成為一些行業獲取高收入的優勢。二是下達工資總額指標，不僅考慮企業內部縱向的工資水平和利潤水平，同時考慮橫向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劃定一個整體工資水平的控制紅線。比如，最高不得超過各行業平均水平，或者不得超過各行業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幾。第三，跳出方法論的角度，對現行管理體制進行審視，反思行業性管理為主的體制是不是削弱地方政府監控的原因，反思一些行業擁有的壟斷話語權是否左右了政府的監控，政府是否事實上存在對某些行業和企業過分遷就的問題，并切實加以改進。
在收入分配的調控上，老百姓期待的，不只是政府部門承認收入分配調控有“錯誤”，更是各級政府拿出切實有效的措施，在實現社會公平、確保國有資產安全上有更大的作為。(李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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