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農村實行最低生活保障的相關政策今年3月份將會公開。這個政策一旦落實，將可能有3000萬人受益。
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有關人士告訴本報，農村低保政策的制定還在積極推進過程中。但是農村低保政策的實施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民政部計劃在春節前把起草的政策文件報送國務院辦公廳，到兩會以后公布實施。
財政部社會保障司有關負責人士證實，受國務院委托，民政部正在負責起草的農村低保的兩個政策文件，即國務院關于農村低保工作的指導意見和中央補助辦法。
本報獲悉，財政部主要負責制定中央補助辦法，并會同民政部起草國務院關于農村低保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和補助辦法這兩個文件，都還在研究和制訂過程中，還沒有定稿。
農村低保的兩個政策文件，是在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公布以后，正式開始的政策制訂。今年1月18日，民政部還在福州召開了全國農村低保工作會議。
中國在10年前實行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現在正計劃將這一制度推向農村。目前，全國已經有23個省市建立了農村低保，各地方積累了大量的行之有效的創新經驗。
據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張秀蘭測算，全國的農村低保人數在2800萬左右，如果加上五保戶等大約為3000萬人。據世界銀行測算，建立農村低保，每年需要74億元，張秀蘭測算需要104.7億元，民政部和財政部內部測算需要102億元。
張秀蘭負責起草民政部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農村低保課題的主報告。她說，農村低保與城市低保的情況類似，收入補差怎么核定是最大的技術瓶頸，在信息各方面都不完善的情況下，農村低保一開始走城市低保的模式，一個是要簡化程序，一個是標準不能定得太高。
而且，在制度建立上面要考慮到可操作性，還要考慮到地方財力的承受能力。
亞洲開發銀行社會發展經濟學家宋思年參與了民政部的一項課題。他說，中國目前的農村貧困越發集中到“難以接觸”的貧困人群中間，例如：偏遠地區；土地退化；老年、慢性病和殘疾；少數民族地區。這種狀況，造成了政府對扶貧的投入越來越多，但減貧的效果有減速的趨勢，邊際效應遞減，還有一些體系的問題，如從中央到村級需要很長時間。
宋思年說，農村貧困問題的根本改變對傳統扶貧方法提出了新挑戰。農村低保與現有的城市低保一樣，是對在國家和地方劃定的低保標準之下的人群，采取支付現金的方式，確保每一個人都不會降低到貧困線之下。
目前，中國各城市低保標準并不一樣，農村低保的標準應該如何確定，目前有關部門還在考慮。亞洲開發銀行專家建議，全國應該有一個最低標準，即采取國家劃定的絕對貧困線——年收入683元人民幣。同時，給予各個地方一定的靈活性，允許各地按照其實際情況提高低保的標準。
但是，在低保金的支付標準上，是采取收入比低保線差100元，就補100元的“補差”方式，還是采取只要沒有達到低保標準，就給統一數量的錢，目前還沒有定論。此外，政策還涉及到對五保戶是否給予更多的優惠等等。
在一些已經建立農村低保的省份，采取的方式是給低保對象每天1元，每個月30元。
在農村，低保資格的確定與城市不同。由于農村居民的收入難以準確核算，現有的農村低保試點地區一般采用由村民委員會評議，倒排出全村最困難的人名單，然后新榜集體評價的做法，確定低保名單，上報鄉鎮政府批準。對于中國是否可以在農村建立普遍的低保制度，財政支付能力是否可以支撐過去一直為人擔心。但是張秀蘭教授說，財政能力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絕對因素。一些財力不是十分雄厚的地方也建立起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財力不變的情況下，如福建和遼寧，由于領導干部的推進，低保覆蓋面有大幅度的上升。這說明，關鍵是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和財政支出重點的傾斜。“最大的問題還是認識和重視的問題”。
城市低保的經驗或許也可以佐證。過去10年，城市低保人群一直穩定在2200萬人左右，雖然各地城市低保的標準不斷提高，但每年的資金投入一直在200億元以內。
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擔也是至今未決的問題。財政部社會保障司人士說，對于中央和地方資金的分擔比例，低保資金是建立專項賬戶還是通過轉移支付等，這些問題目前都有幾套方案，還都在選擇。
不過，亞洲開發銀行社會發展經濟學家宋思年認為，對于中央和地方低保資金的出資比例，可以仿照農村義務教育的辦法，在西部地區政府出資的比例應該大一些。
一些專家認為，農村低保與農村五保制度、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醫療救助等之間的關系也需要考慮，從長期來看，要研究今后是否能夠把這些工程組合起來。 王畢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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