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村里幾個月了，大學生村官有的浮在表層，有的躊躇滿志，有的陷入瑣碎的事務里尋找人生的價值，他們能給鄉村帶來什么，鄉村又能給他們什么
王吳村·陳峰
王吳村村支書武福平在區委組織部等待新分來的大學生“村官”陳峰，但是左等右等不見人，“不會是不來了吧。”他自己嘀咕說。
王吳村是太原市小店區最南端的一個村子，盡管離太原市中心只有不到2個小時的車程，但它已經看不到任何城市的痕跡，完全是一個北方農村的樣子。自從村里1970年代曾經來過一批知青后，就只見年輕人外出的，還沒有見到主動下到村里來的，更何況是大學生。
聽說區里招到幾個大學生來做“村官”，武福平有些將信將疑，直到組織部的人問他有什么要求，他這才意識到大學生真的是要進村了。武福平想了想，說要個懂法的。就這樣，畢業于太原理工大學法學專業的陳峰被分派到了這里。說好了一大早在區組織部接人，但時至中午還不見人來，武福平心里不免有了想法，但嘴上沒說，開著車又回村去了。
那一天，是2006年8月23日，小店區一共招了8名大學生“村官”，都是在這一天下派。其他的7名都如約而至，只有陳峰還不見蹤影。
此時的陳峰，還在山東開往山西的火車上。一接到電話通知，陳峰就緊趕慢趕往這里走，結果還是遲到了。本來對于雙方都是特殊意義的一天，就這樣被推遲了。直到24日，陳峰趕到，雙方才在劉家堡鄉政府里正式見面。
第一次見面，陳峰留給武福平的印象是“精干、利落”，正是他喜歡的那種類型。而武福平給陳峰留下的印象也不錯，鄉干部在陳峰面前一直不停地夸著武福平，這讓陳峰感覺到武福平在鄉里威信頗高。就這樣，第一天的小插曲沒有給雙方留下任何影響。武福平終于將陳峰接進了村。
來到王吳村，村里的兩委成員早就等著了，一番介紹之后，陳峰算是正式加入了這個集體，頭銜是王吳村黨總支副書記。
作為山西省首批大學生“村官”，陳峰的經歷可算是坎坷。自從進入畢業前的最后一年，陳峰就是在參加各種公務員招考過程中度過的。一年的時間里，他參加過江西、內蒙古、山東、天津等許多省份的公務員考試，但都沒能過關。“每一次考試都是人山人海，每一個名額都有千軍萬馬來爭奪。”屢屢碰壁的陳峰已經有些灰心。此時，看到太原市要招66名大學生村官的消息，又讓陳峰有了希望，“雖然還不是公務員的編制，但總算是在向那個方向發展。”沒有猶豫，陳峰報名參加。
太原市今年頭一次招考66名大學生村官，位于市郊的小店區的8個村官名額也是這其中競爭最激烈的。這一次，陳峰終于順利過關。
晚上，陳峰被安排在村子旁邊的一個焊接廠中住宿，這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間，門窗朝北，大約10平米，布置了一床一桌，兩個老舊的單人沙發。工人們用10分鐘焊接了一個小小的鐵架子用來放置一臺上世紀80年代生產的電視，由于沒有天線，電視只能收到一個臺。不到9點，眾人散去，一天的經歷像電影一樣在陳峰的腦子里過了一遍，有些興奮，也有些茫然。
剛到王吳村，陳峰的一舉一動在村民眼中都是新鮮的。上本科前曾在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上過學的他，有早起跑步鍛煉的習慣，最初幾天，走在村里，陳峰都會看見村民們用異樣的眼神看著自己。這讓陳峰有些尷尬，還是武福平出面解決了這個小小的難題。已經40多歲的武福平，早已沒有早起鍛煉的習慣了，但他還是讓陳峰每天叫上自己，一起跑步。這樣每天6：30，陳峰起床后都會先發一條短信給武福平，叫他一起跑。軍人出身的武福平似乎又找回了當年在部隊的感覺，跑到高興時，還會1234喊喊口號，這樣村里議論的少了，再出去跑步時，還會發現，多出幾個早起鍛煉的新面孔。
在王吳村，陳峰的代號就是“大學生”，就連村委會在儲存手機號碼時，陳峰的手機號也被標明是“大學生”。這個“大學生”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勸服一家村民投保合作醫療，由于需要農民自己出資15元錢，很多村民誤以為還是一種亂收費，說什么也不愿意參保。村里的小組長跑了幾次，都無功而返，最后拉上了陳峰。陳峰本以為是讓自己助助陣，沒想到小組長介紹完，這是“新來的陳書記”之后，轉身走了，留下陳峰一個人面對滿懷敵意的一家四口。
這一次可以用完敗來形容，沒有受過合作醫療相關知識培訓的陳峰根本講不清投保有什么好處，只能語無倫次地講述一些大道理，結果耿直的村民再也耐不下性子來聽這個新來的“陳書記”嘮叨，直接下了逐客令——“我們家人年輕，不得病，就算是大學生書記，也不能逼我們加入呀。”聽了這些，陳峰臉上掛不住了，轉身出來，當天下著雨，他干脆淋著雨回到村委會。
有了這次教訓，陳峰再遇到這樣事情，總是要等先了解好需要解決的問題然后才去勸說。村里要修建一個農貿市場，涉及到拆除一戶村民的老房子，但村委會的人去了多次，都沒有說通，大家商量后，決定還是讓陳峰去做工作。一是陳峰學法律出身，第二是大學生，總是能讓對方有些顧慮。
這一次陳峰倒是不辱使命，一個法條一個法條的講解，對方似乎也對這個新來的大學生書記有所忌憚，陳峰前腳走，他后腳就找一家律師所進行了咨詢，發現果然是陳峰說的沒錯，終于同意了村委會的決定。
這件事后，陳峰感覺自己這個村官真的開始發揮一些作用。但要真正融入到其中，又遠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按照原有的計劃，陳峰本來準備成立一個法律咨詢辦公室，幫助村民們解決一些法律方面的困難，但僅僅是缺少辦公室，就讓這個計劃拖延了大半年。
5個月過去了，陳峰提到王吳村的時候，總是一口一個“我們村”，但問到他給這個村莊帶來了什么變化時，陳峰有些遲疑，“一個人力量是有限的，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吧”。
北格鎮·高君義
見到高君義，是在北格鎮政府。當時是星期六，除了值班室，鎮政府四下無人。高君義一個人從空蕩蕩的大院里迎出來，神情很高興。自從前幾個月有同學過來探望過他，已經很久沒有外人來了，“大家都嫌遠，聚會時都是我趕到太原去。”高君義說。
鎮政府是修建于1972年的一排平房，高君義就住在其中一間辦公室中，老舊的辦公室打掃得還算干凈，有一臺電視和一臺電腦，靠近床的墻面上，裱糊了一些計劃生育宣傳畫。“條件還可以，反正我也是農村出身。”高君義笑笑說。
高君義畢業于雁北師范學院，專業是聲樂。父親、母親都是教師，由于太熟悉教師家庭的氛圍，他對當教師一開始就有些排斥。大二時，看到當時大同市一名作曲家排練節目的場景，深有感觸。感覺這種自由職業者的生活狀態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于是，畢業后一定要有一份固定工作的想法就淡了。
大三時，高君義和同學組建了自己的樂隊，自己借錢買樂器，然后排練，到學校外去“跑場子”，酒吧、歌廳、婚禮，只要有需求，高君義和他的這個樂隊基本都能應付。半年后，所掙的錢已經還完了買樂器時的借款，幾個同學開始憧憬著就用這樣的生活狀態去應付當下的就業難題。
說是這樣說，可真到了畢業臨近，樂隊的人還是如鳥獸散，加入到浩浩蕩蕩的求職大軍當中。高君義也沒有例外，先是去太原，再到臨汾，而后又回到大同，前前后后參加了三場招聘會，但每次都是失望而歸。
臨近畢業，看到了招聘村官的啟事，心底那些浪漫主義的情緒又被激蕩出來，想到的盡是1970年代知青下鄉的景象，“不知道具體的內容，但是想到那些場景就很激動，覺得青年時代就是應該有那樣一段時光。”
打電話給家里，父母不同意，兩代人就這樣僵持下來，但最終還是父母妥協。
按照原有的安排，高君義本來是應該在東浦村，這是當地有名的蔬菜種植村，太原市場中很大一部分蔬菜供應來自于這里。到東浦村報到的那天，高君義很是意外，這里遠比自己想象中好得多。7歲之前，他也是在一個村子長大的，那是一個很遙遠的記憶：一些老人聚集在村委會門口，曬著太陽。土坯房低矮，昏暗。只有到了秋收，人人才有興高采烈的意思。
可在東浦村，過去的記憶早已對不上號，磚瓦房很整齊，路面也干凈，村旁是蔬菜大棚，“已經是新農村了嘛，還要我們來干什么。”高君義當時想。只是到村委會，看見一個大大的拱門，上面還保留有紅星，才讓他找到一些知青下鄉的感覺。
在東浦村干了一個星期，都是些填表蓋章的事情。沒多久，鎮政府缺人，領導說，君義不行你就到鎮里來幫幫忙吧，于是高君義又搬到了鎮政府，一干就是5個多月。
工作并不復雜，但是有些煩瑣，全鎮18個村，數千張合作醫療表格，一式三份，每月3日之前，都要一個數字一個處方的核對，忙完了月前的報表，剩下的工作就是隨時處理村民們交來的醫藥費報銷手續。
開始的時候，高君義一口普通話，年紀大些的村民對這個陌生的后生總是有些距離感，走到門口也會怯怯地問，“某某在不在。”那是一個他們原來相熟的工作人員。日子久了，高君義倒也學會了地方話，交流不再困難，找他辦事的人也多了起來。
鎮里的副鎮長見到有人來采訪高君義，滿口夸贊，“這孩子踏實，能吃苦，好好寫寫他。”問到高君義給鎮里帶來什么幫助沒有，副鎮長連聲說“有，有鎮上的合作醫療報表都是他負責。”
記者回頭再去問高君義同樣的問題，高君義想了想，說，“至少我來到這個鎮里，辦公室的笑聲多了一些。”
莊兒上村·馮斌
盡管就是在小店區長大，但馮斌對這里的農村要陌生得多。回想起對農村的記憶，馮斌還是停留在自己小時候回老家時的場景當中，那時候，淳樸的鄉鄰關系，以及破舊的土墻，骯臟的露天廁所就是留在馮斌心目中矛盾的混合體。
作為山西大學外語系的畢業生，進入農村，當個“村官”一度被同學和朋友認為是學無所用的抉擇。
作為一個城鄉結合部的村莊，莊兒上村人口并不多，稍有些能力的年輕人也都到城里打工去了，40歲的村長和41歲的村支書，竟然是馮斌日常接觸到村中最年輕的人。在到莊兒上村之前，馮斌對農村工作的內容幾乎是一無所知。他被指派跟著副村長學習一些工作經驗。
開始的日子，馮斌就陷入到填表、蓋章、接待等等一堆瑣碎的事務性工作中，盡管繁忙會讓日子過起來快一些，但這樣畢竟和自己想象中要發揮的作用相去較遠。時間稍長，馮斌就發覺，莊兒上村其實一直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節奏運作：沒有制度性的上班時間，但實際上各項工作也都是在不緊不慢的過程中完成，并不會耽誤什么；布置工作很少用書面寫清楚，多數時候，就在閑聊的過程中，工作也就布置完畢，至于如何執行，則要全看經驗和自覺性。
對于一個村官來說，耗費精力最大的可能并不是處理宏觀的發展規劃，而是一樁樁發生在村民之間雞毛蒜皮的紛爭。而解決這些矛盾，就不僅僅是掌握一些理論知識，或者懂得政策規定那么簡單，通常，村官的個人威望和村民們的信任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馮斌到莊兒上村第一次獨立發揮作用的事，是建議設立了村里的廣播站。因為看到村中的老人們常常聚集在一起聊天，而沒有其他娛樂活動，他提議村長買來了廣播設備，用來播放一些農業知識節目和戲曲，這個做法備受老人們的稱道。
第二次，則是在下雨天，看到村內的排水設施毀壞，污水在村內四處橫溢，于是建議村長整修了村內的排水溝。兩件事下來，村民們逐漸認識了這個從上面派下來的大學生。
但這兩件事過后，莊兒上村又恢復原有的運行節奏，而馮斌也很難找到什么辦法能夠真正融入到莊兒上村的運行體系當中去。
馮斌看上去還有些學生氣，對人客氣，禮貌。而村民們對這個外來的大學生也是同樣的態度。馮斌有時候會在村子里轉一轉，見了熟識的村民打打招呼，但大多數時候，他就呆在辦公室里，等著有事找上門的村民。
而這些事情又無非是辦證、填報、登記，偶爾會有些村民糾紛，馮斌自己解決不了，但他會認真的記錄下來，等到副村長來，交給他處理。
空閑的時候，馮斌也會和過去的老同學聚會，每次聚會完后，他總是有些感慨，覺得那些還呆在學校或者留在城市的同學，依然還每天都在吸收著大量的新知識，而自己在這個沒有網絡，也難有書報的地方，差距在一天一天地拉大，“這讓我有些恐慌感”。馮斌有些失落。
事情的轉機來自于村里的一次拆遷活動。當時，為了規劃修建村內統一的住宅小區，需要收回一些租用給村民的臨時用地。理論上，村委會只要按照合同將土地回收就可以了，實際情況卻沒有那么簡單，能夠租用這些土地的，都是村中的“大社員”，也就是村里有一定家族背景和活動能力的村民，他們在這些土地上修建了一些出租屋用于營利，要拆除這些出租屋就需要給這些村民一定的經濟補償。但這些村民中沒有一個人同意村委會提出的補償標準，都提出了高額的補償要求。這種要求又因為損害集體利益，而得不到村民代表的同意。拆遷整整拖了一年時間而沒有任何進展。
到了年底，正是新一輪拆遷談判的開始。馮斌由副村長帶著，一間一間地丈量房屋面積，辨別結構。積累了準確的數據，然后再入戶一家家地談判，期間工作之煩瑣，利益糾葛之復雜，終于讓馮斌有了切身的體會。“在農村工作，永遠不要想著一方完全壓倒另一方，最好的結局就是雙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平衡。”經過了這件事，馮斌似乎感覺到村委會的人真正把他當作一個村官，而不是學生來看待了。“我現在看剛畢業的大學生，就感覺他們像個孩子。”23歲的馮斌表情認真地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孫展 劉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