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羅 嵐 徐瑞祥 劉發志 沈 瀟
嘉 賓：鄭功成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劉霞輝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理論研究室主任
王智勇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不能說“高增長低就業”
問：目前人們很關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就業低位徘徊的現象，請問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鄭功成：我認為用“雙高”對“雙低”來描述目前的發展格局更符合事實。改革開放27年來，我國創造了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跡，并且還在繼續著這種奇跡。但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格局卻呈現出日益明顯的“雙高”對“雙低”的格局，即GDP高增長與國家財政收入高增長對應的是就業低增長、居民收入低增長。
劉霞輝：我個人認為，說我國目前出現經濟高增長、低就業這樣的現象，這種說法并不準確。近年來，我國GDP保持在10%左右的高速增長，就業增長率一直在4%以下徘徊，就業增長確實不怎么樂觀。但不能說這就是“高增長低就業”，而只能說是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不匹配，就業增長速度偏低。
就業本質上是社會問題
問：這兩者有對應關系嗎？
劉霞輝：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關系，我認為不能機械地綁在一起，認為高增長、高就業擴張才是正常狀態，其余情況都有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奧肯在20世紀60年代從美國歷史數據中提煉出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經驗關系只適于美國，不一定能用于中國。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經驗關系如何，應有自己的值，跟國外比沒有意義。而且就是一個國家，不同時段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比也可能不同。就業問題本質是一個社會問題而非簡單的經濟問題，當然就業總量擴張與經濟好壞相關，但不能將二者劃等號。中國目前在就業上出現的問題與總量擴張不足有關，但我認為更嚴重的是結構問題，如產業發展不均衡、教育與市場脫節、勞動者缺少職業技能等，而這些問題政府可做很多事。而且，我還樂觀地認為，如果這些結構問題解決了，全社會就業水平會進一步提高，那時會出現高增長、高就業增長的好結果。
低端就業難高端較易
問：目前就業增速緩慢表現在哪幾個方面？
劉霞輝：從總量上看，主要表現在：一是就業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不匹配；二是近幾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都在4%這一政府承諾的控制線左右；三是就業缺口很大。據來自國家發改委的預測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需要就業的人口為2500萬人，但實際需求和已實現的就業量沒那么大。
目前我國就業形勢緊張，并不是說所有職業就業都難。在高端就業領域，如高管人才、技能型人才等相對來說還很稀缺，他們找工作也很容易，待遇也好。
王智勇：我認為還表現在就業的增長在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以北京市為例，第三產業是就業增長的主力，而第一和第二產業甚至出現負的就業增長。其次，在就業難的重壓下，非正規就業規模日益擴大。據有關專家統計，僅僅在1996-2001年期間，非正規就業與單位就業的從業人員數量之比就從大約1∶4提高到接近1∶2的水平，這種擴大的趨勢依然還在繼續。
地方政策存在認識誤區
問：什么原因造成經濟高增長就業增速緩慢？
劉霞輝：我認為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經濟結構，一是勞動力供給。經濟結構方面，近幾年支撐經濟高增長的主要為第二產業，其中國有企業和大企業是主力，而這些企業吸收勞動力、增加就業崗位的能力有限；中小企業對GDP貢獻相對較小，它們卻能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吸收大量的勞動力，但它們在競爭環境等方面壓力很大，發展壯大受到影響，工作崗位的增加必然也受到很大限制。
鄭功成：我認為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發展觀片面與認識存在誤區。一方面，在效率優先異化成效率至上、稅收至上的背景下，許多地方在發展思路上沒有統籌考慮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普遍存在著重GDP增長輕就業的取向。另一方面，在對待就業問題上誤區甚多。如認為工業化能夠自動促進就業、勞動成本低才有利于促進就業以及害怕城市化影響就業，這些認識誤區直接影響了政府在經濟或產業結構布局上的作為，而長期的低勞工成本不僅限制了城鄉居民的購買力，更直接影響著產業結構與生產發展，進而對就業崗位的增長形成抑制局面。
王智勇：還有一個原因是就業的非正規化。從統計的角度來看，非正規就業并未納入到統計體系中，故而不能反映到就業增長的統計數據上，那些從事非正規就業的人員依然被歸到失業者行列，故而失業率依然較高。
這一狀況持續副作用大
問：“經濟高增長與就業增速緩慢”會帶來哪些社會問題？
劉霞輝：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不匹配，這種情況長期發展下去，將會有很大的副作用。一是人力資源浪費，如果進入勞動年齡而未就業，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來說，都會形成很大的浪費。二是大學生就業難，對社會負面影響大。如果大學生畢業后卻找不到工作，將影響到社會對高等教育的看法。三是增加社會矛盾，危及社會和諧穩定。如低端就業領域緊張與高端就業相對寬松形成鮮明對比，結果就會導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社會分層加劇。同時，大量人員處于非就業狀態，這對社會治安也是一大威脅。
鄭功成：可以肯定地說，對勞動力資源嚴重過剩的中國而言，高增長低就業的后果是不良的，如果這種格局持續甚至惡化下去，失業率必會持續攀升，正規就業崗位必然更加緊俏，非正規就業或者不充分就業將更加泛濫，勞動者地位將進一步弱勢化，貧困現象將加劇，社會矛盾會激化。
應該適度“抑高扶低”
問：如何才能將經濟高增長轉化為高就業？
劉霞輝：如何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合理協調就業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在我國應該注意以下幾點：一是結構轉型不能過快，如資本有機構成不能提高過快。二是結構轉型的某些方面應該加快，如政府在經濟轉型中應該逐步放開和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以創造就業機會。三是為低端勞動力進行免費或低收費的技能培訓，提高其勞動技能。同時，政府可提供更方便的就業信息服務，優化社會人力資源的使用。
鄭功成：我認為總體的發展思路應當是適度地抑高扶低。換言之，就是要適度地抑制GDP的過高增長速度，只有抑制過高的GDP增長速度，才可能讓各級政府有更多的精力來促進就業，一些雖然不能支撐GDP快速增長但能夠容納更多就業者的產業才可能受到重視。只有適度抑制過快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才可能讓城鄉居民通過勞動就業等途徑來獲得更多的收益，進而促進消費、促進生產、增加就業。以適度降低增長率來換取就業穩步增長，并在增長速度調整中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良性化與健康化。
王智勇：進一步消除限制勞動力流動的種種障礙，促進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和完善，使勞動力的供需對比日趨合理。改革戶籍制度，積極促進大學生就業。大學生就業難，實際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戶籍制度的限制。大力開展職業培訓，提高下崗失業者的勞動技能和人力資本水平。
專家視點：工資增速為何遠落后于GDP增速？
中國的GDP增速雖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速卻遠落后于這個幅度。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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