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簡介（1905～1995）
陳云（1905～1995）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1905年6月13日生于貧苦農民家庭。2歲喪父、4歲喪母，由裁縫出身的舅父撫養。1919年高小畢業后,因家貧無法升學，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后當店員。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同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罷工委員會（后為職工會）委員長，參加領導商務印書館大罷工，并取得勝利。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作為勞工組織者從事共產黨的活動。歷任中共青浦縣委書記、淞浦特委組織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江蘇省委常委兼農委書記，中共上海閘北、法南區委書記和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書記等職。
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屆三中、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1931年5月擔任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安全的中央特科書記；9月任臨時中央領導成員。1932年擔任臨時中央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并任白區工作部部長。隨后參加長征,在擔負全軍后衛任務的紅五軍團任中央代表,后任軍委縱隊政委。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后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同年6月奉命從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秘密離開長征隊伍，經成都、重慶，只身到達上海，從事恢復共產黨的秘密工作，隨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報告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撰寫了最早宣傳紅軍長征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并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5月赴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地區，援助接應紅軍西路軍余部400多人進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對黨的建設和黨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樹。在延安整風期間，他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提出領導者指導工作應該采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科學態度，并把它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1944年3月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有效地執行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后，參加領導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北解放戰爭。轉戰北滿和南滿，歷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兼北滿軍區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滿分局書記兼遼東軍區政委、東北軍區副政委、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沈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等職，為東北全境的解放和東北經濟的恢復做出了突出貢獻。1948年8月在哈爾濱舉行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作了《當前中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的報告，10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穩定金融物價，結束國民黨政權留下的長達10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調整工商業，恢復國民經濟，保障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等重大決策和活動中，在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特別是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在制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的開創性工作中，他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謹慎而又現實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認為卓越的貢獻。他堅決反對高崗、饒漱石在1953年進行的陰謀分裂黨的活動。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先后兼任過商業部部長、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的發言。根據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突破蘇聯經濟模式的新的經濟體制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領域，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進行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掌握的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是補充。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195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反對不顧現實條件的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主張建設規模一定要和國力相適應，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礎上擴大建設規模；主張國民經濟計劃必須堅持綜合平衡，實行按比例地發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國民經濟遭到嚴重困難時，他受毛澤東委托調整關系經濟全局的過高的鋼鐵生產指標，并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道，果斷地采取了動員城鎮2000萬人下鄉、通過幾種高價商品回籠貨幣等一系列正確的措施，恢復了國民經濟。為了解決農業發展中所遇到的困難，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調查，建議對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政策，代表了中國農業改革的先驅思想。他的這一主張和其他切合實際的經濟主張，曾被人認為“右傾”，而受到毛澤東的冷遇。“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黨內只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個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來的意見，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和發展對外貿易問題。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以便在世界市場中占有中國應有的地位。1975年被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6年參加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曾對葉劍英講：這場斗爭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幫”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應該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錯案。在接著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作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黨和國家的主要決策人之一，與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同志一道，為帶領全黨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為制定和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正確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成功地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大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實事求是地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義的思想和重大決策。例如，對比例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即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改革的步子要穩，要“摸著石頭過河”，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強調無農不穩，無糧則亂；指出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冶形勢的不穩定，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大量提拔培養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等等。他還為按照“一國兩制”構想，實現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領導工作，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證黨和國家穩定的重大決策中，他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四大以后，他過著離休生活。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陳云文選》（3卷）。
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百科全書（1949-1999）》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7月版
新中國經濟戰線的奠基人
——緬懷陳云同志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巨大貢獻
(來源：《緬懷陳云》)
楊波
深受全國人民尊敬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離開我們5年了。人們在歡呼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時，都深切地思念著這位新中國經濟戰線奠基人的治國安邦的豐功偉績，緬懷他老人家的高尚品德和革命風范。經濟戰線的廣大干部職工，特別是像我這樣一個曾有幸在陳云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一段時間，受到他多方面的親切教育的人來說，思念之情更是難以用語言、文字表達的。
陳云這個名字，我是1943年至1944年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參加整風運動中知道的。當時中共中央規定的整風學習文件中，有陳云同志的一篇重要著作：《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通過學習這篇文章，使我這個入黨時間不長的新黨員，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黨性、黨風教育，初步懂得了“什么人有資格加入黨”，懂得“共產黨員不僅要積極參加抗日，而且要為共產主義奮斗”（我要求入黨時，就是為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不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和為共產主義奮斗的遠大理想）；初步知道了應該做一個什么樣的共產黨員，知道“要把革命的和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來處理一切個人問題”，要“犧牲個人利益，服從革命的和黨的整個利益（1）”。從這時起，我就對陳云同志產生了一種非常崇敬的心情。
我見到陳云同志是建國前夕的1949年6、7月間。當時，陳云同志剛從東北局調到中央工作，擔任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簡稱“中財委”）主任，負責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他一到北京，就急于了解全國各個解放區的財經情況，要看一些重要的帶全國性的統計資料，以便于籌劃統一管理全國的財經工作。當時“中財委”的秘書長薛暮橋同志要我將已有的資料抓緊整理成一份比較全面的匯報材料，并帶我從香山（原中央財經部進北京后駐在香山辦公）趕到城里東郊民巷陳云同志的辦公室去匯報。去之前，我一方面急切地想很快見到久已崇敬的陳云同志，另一方面又有些緊張，怕整理的材料不符合要求。見到陳云同志以后，緊張的心情馬上就消失了。陳云同志那種平易近人的作風和親切和藹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沒有一點緊張、害怕的感覺。此后不久，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陳云同志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原“中財委”的干部都轉到財經委員會，我也隨之到了財經委工作。從1949年到1952年這三年多時間里，因工作關系，我與陳云同志接觸很多，經常聆聽他的指示，接受他直接分配的任務。1953年初，我調離財經委員會到別的單位工作，但一直沒有離開財經部門，經常能聽到他對財經工作的指示，時不時地也能見到陳云同志，受到他的教育很多也很深刻。
我在陳云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時期以及同他老人家多年的接觸中，給我的總的感覺是：他善于抓大事，抓關鍵問題，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一件成一件，件件有著落，件件有成效；他不調查研究不發言，從來不輕易講話，但一講就講到點子上，令人不能不心服口服；他平易近人，生活儉樸，作風民主，多謀善斷，善于樂于聽不同意見和反面意見。下面我講幾件親自經歷、感受很深的事情。
一
建國初期我們面臨的財政經濟形勢是十分嚴峻的。1949年與全國解放前的最高年份比較，農業總產值下降20%以上，工業總產值下降一半；交通嚴重破壞，城鄉交流阻塞，津浦、京漢、粵漢、隴海等主要鐵路干線，沒有一條可以全線通車，公路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人民生活嚴重下降，可以說到了艱難竭蹶，無以卒歲的地步。更為突出的困難是，連續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情況，嚴重地影響著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從1937午7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中，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從法幣到金圓券，共增發了1400多億倍，同期物價上漲了8400多億倍（以戰前的法幣計算），達到了天文學的數字。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的貨幣幾乎成了廢紙，城市中到處以金條、銀元、美鈔、港幣為交換手段，廣大農村則普遍流行著以物易物。總之，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支離破碎、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需要新生的人民政府抓緊治理，盡快地建立起新的經濟秩序。
面對這種嚴峻形勢，主管全國財經工作的陳云同志，身上擔子之重，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百廢待舉，千頭萬緒，重點抓什么？怎么個抓法？陳云同志經過多方面調查研究，反復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統一管理全國財經工作和穩定物價的斗爭。他說：“老百姓對我們是擁護的，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土地改革，是贊成的。但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我們，他們還透過經濟看我們，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不餓死人。這些問題是老百姓關心的，也是對我們的考驗（2）”。事實確實如此。解放初期不少中外人士對我們能否管好經濟抱有疑問。從國外看，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不甘心他們在中國大地上的失敗，說什么共產黨能夠打天下，不能治天下，算定我們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并對我們實行封鎖、禁運、制裁，妄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從國內方面說，上海的資本家就不相信我們有能力管好財經工作，要在經濟上同我們較量。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初這一期間，上海出現的金融風暴（倒賣銀元、黃金、美鈔，抵制人民幣流通等）和幾次物價波動、暴漲，就是這種較量的表現，只不過失敗的不是人民政府，而是他們自己。在活生生的事實面前，他們不得不豎起大姆指，說共產黨是人才濟濟，稱贊陳云是了不起的人。
如何迅速、有效地渡過財政經濟難關？從幾次較量的實際分析，從為爭取全國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全局著眼，陳云同志認為，不論從支持全國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從根本上克服財政經濟困難方面來說，還是從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財政赤字，逐步實現市場物價穩定的要求來說，都必須改變過去各個根據地、解放區分割，不得不實行的那種財經工作分散管理的格局，實行全國財經工作的統一管理。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意見。1949年12月28日，陳云同志親自起草的答復華東財委并發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區財委的電報中，就明確提出財政經濟要統一管理。經過充分醞釀、準備，政務院于1950年3月3日發出了由陳云同志親自起草的《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同時，相應地作出了統一財政收支管理、統一倉庫物資清理調配、統一公糧收支調度、統一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統一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等一系列具體規定。3月10日，陳云同志又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為《為什么要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社論，全面闡述上述決定的重要意義和主要內容。事實證明，統一管理財經工作的決定，是非常及時的，完全正確的。隨著這一決定的貫徹執行，很快就實現了全國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和物價的基本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短短半年的時間，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就實現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做到了使延續多年的不斷上漲的物價穩定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毛澤東主席曾高度評價這一勝利，說它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為指揮經濟戰線上這一戰役，實現出奇制勝的要求，陳云同志全力以赴，日夜操勞，殫精竭慮，穩扎穩打。他于1949年7月下旬親自去上海調查研究，明確提出并具體幫助上海解決“兩白一黑”的問題。“兩白”，一個是大米，一個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大米是保證市民吃飯，棉花是保證棉紡廠恢復生產，并掌握棉紗棉布貨源，保城鄉人民穿衣；煤炭是保工業生產和市民的燃料供應。這三樣東西，既關系民生、工業生產之必需，也是與投機資本作斗爭，保持市場物價穩定而必須掌握的重要物資。為此，陳云同志親自部署從四川、江浙等地調糧，從華北、中南調棉調煤，并具體指揮運輸調度。再如，為了掌握全局的財經情況，了解市場動態，及時研究對策，陳云同志每天早晨上班至少要看三張統計表：一是前一天上海、天津、北京、武漢、西安等主要城市的物價變動情況統計表，二是前一天這些主要城市國營貿易公司的重要物資庫存情況統計表，三是前一天各地的稅收收入、貨幣投放和財政收支情況統計表。我當時在貿易處工作，每晚根據各地的電報報告，具體負責作前兩種統計表，并于當晚十二時以前送到陳云同志辦公室。有時陳云同志看了統計表以后，認為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進一步查詢，常常是查問我國營貿易公司的出售價（通稱“官價”）與市場價（通稱“黑價”）之間的差別情況。陳云同志還擠出時間，親自作市場物價情況調查，經常到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東單菜市場等地逛市場、看商店、察行情、聽意見，看日用百貨、蔬菜、肉食等的供應情況和物價變化動態，掌握第一手材料。再如，為了全面、有力地打擊投機資本的猖獗活動，穩定市場物價，陳云同志對國營貿易公司掌握的糧食、棉紗、棉布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這些物資也是當時投機資本沖擊的對象），除了正常的吞吐以外，什么時間集中向市場投放，一次拋售多少，都親自作布置，并要求各主要城市要在同一時間一齊行動，以收事半功倍之利。1949年10月15日從上海、天津開始，接著波及華中、西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很大的全國性物價波動，這是投機資本興風作浪，是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同我們的一次大的較量。陳云同志親自指揮了平息這次物價波動的斗爭，在短短幾天的時間里，就止住了物價上漲勢頭，穩定了市場，并給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投機資本以殲滅性的打擊。事后，上海的資本家說：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穩住物價，給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二
全國財經工作實現統一管理后，國家財政、金融狀況大為好轉，各地物價迅即趨于穩定。但新的問題又冒出來了。這就是：從1950年4月份開始，各地市場上出現了商品滯銷的新情況，很多工業品賣不出去。并由此引起不少私營工廠停產減產，或者關閉；許多商店歇業；失業人員增加，整個經濟又面臨新的困境。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從根本上說，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在改組改造過程中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榮的一種難以避免的現象。具體說來，主要是由于在穩定物價的斗爭中投機資本受到嚴重打擊，過去多年戰爭期間形成的虛假購買力一下子消失了而引起的；同時，舊的城鄉關系基本上被打亂，新的城鄉交流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以及城鄉人民的購買力低。為了盡快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面，活躍城鄉經濟，幫助私營工商業渡過這一暫時的困難，陳云同志這時又集中力量重點抓了調整工商業的工作。陳云同志在當年5月下旬召開的上海、天津、北京、武漢、廣州、重慶、西安等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上，提出了扭轉商品滯銷、解決工商業困難的具體措施。接著，在6月上旬召開的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他又提出了調整公私關系和整頓稅收的意見。6月中旬又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關于經濟形勢、調整工商業和調整稅收諸問題》的報告，并相應地確定了對私營工商業采取加工訂貨、調整價格政策和稅收政策等具體措施，兼顧公私利益，協調公私關系。陳云同志所提出的這些政策措施，是深入調查研究、多方聽取意見的結果。
這里我講一講自己親自經歷的陳云同志研究價格政策的問題。全國商品出現滯銷情況以后，有人說“工業品生產過剩了”，要求降低工業品價格，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針對這種意見，1950年5、6月間，陳云同志指示我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抗日戰爭以前的《大公報》、《益世報》，要我把當時報上刊登的大中城市的主要工農業產品價格，如棉布、棉紗、糧食、棉花等的價格都抄錄下來，然后與現時的同類產品價格作一對比，看看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變化情況。起初，我只查閱抄錄了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的一部分商情，并整理了一份主要工農業產品價格對比資料送給陳云同志審閱。他看了以后，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這份資料不全面，只用一年半年的價格進行對比，帶有偶然性、局限性，不能準確地說明剪刀差的變化情況，應該用戰前十年或者五年的平均價格進行對比，才便于研究、說明這個問題。于是，我按照陳云同志的指示，又去北京圖書館查抄有關的商情資料。為了早日交卷，有時經過圖書館領導特別批準，就將有關報紙借回機關加班查抄，由于資料不全，沒有能夠完全達到陳云同志的要求，但比第一次的資料要全面一些，系統一些。經過整理后，即報請陳云同志審核。資料送去不幾天的一天下午，陳云同志又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當面聽取我的匯報，并與我討論。我在匯報中根據收集到的價格資料，說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比戰前擴大了的具體情況，并建議適當降低“龍頭布”、“五福布”（這是當時上海和天津生產的兩種有代表性的很受群眾歡迎的名牌白細布，也是我們穩定市場物價的主要物資）的價格，以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開始，陳云同志并沒有講什么意見，只是向我提了很多問題，而且問得很具體、很詳細，其中有的我能回答，有的則回答不出來。我至今記得很清楚的一個問題是，陳云同志問：按照你提的降低每匹“龍頭布”、“五福布”價格的意見，每個農民平均一年能得多少好處？我就回答不出來，因為我事先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具體計算。在我們兩人討論中，陳云同志不同意我提的降低布價的意見，但我還是找這樣那樣的理由與陳云同志爭論，堅持自己的意見。由于我堅持己見的態度，大大推遲了陳云同志下班的時間，但他并沒有不高興，而是繼續用他經過多方面對比研究，全面考慮的意見，對我進行耐心的說服。他說：現在的問題，不是把每匹布的價格降低幾毛錢（指按戰前的價格計算），以減少農民一點支出，而是如何盡快恢復和搞活城鄉物資交流，使農民手里的農副土特產品能夠很快賣出去，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還把做好這項工作農民可能增加的收入詳細算了一筆賬。我聽了陳云同志這種有根有據的分析，不能不放棄自己原來的觀點，心悅誠服地贊成他的意見。這次談話，給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陳云同志善于從全局提出問題，考慮問題，善于抓住問題的本質進行細致周密的對比研究，提出與眾不同的真知灼見，以及他樂于聽取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意見的民主作風，都使我終生難忘。
陳云同志親自制定的調整工商業的各項政策和一系列具體措施實施后，不到半年的時間，全國的經濟情況就大為改觀，工業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農村經濟迅速活躍起來，城鄉市場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陳云同志1951年4月在總結1950年的財經工作時，非常概括地指出：“去年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只有兩個重點，一是統一，二是調整。統一是統一財經管理，調整是調整工商業。統一財經之后，物價穩定了，但東西賣不出去，后來就調整工商業，才使工商業好轉。六月以前是統一，六月以后是調整。只此兩事，天下大定（3）。”
三
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勝利完成，為我國開始有計劃地大規模經濟建設提供了前提條件。這時，陳云同志又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工作重點轉到擬訂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方面。早在1950年上半年，全國財經工作實現統一管理，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以后，陳云同志就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進行了初步考慮，對建設的輪廓提出了一些設想，他首先考慮的是農業和水利建設，再就是鐵路建設，也考慮了鋼鐵、機器制造、化肥等工業的建設。只是由于下半年出現了抗美援朝的新情況，使得這些設想沒有能夠具體化。到1952年下半年，全國土地改革已經基本完成，抗美援朝戰爭也已勝利在望，特別是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即將完成，陳云同志就及時地將工作重點轉到“擬定建設計劃，準備干部，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上來。他和周恩來總理、李富春等同志一起，主持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當時蘇聯幫助我們設計和建設的156個大項目，其中不少是由陳云同志親自召集專家、技術人員和有關干部認真審查后才決定具體方案的。《陳云文選》第二卷中刊載的他親自起草的向中央所作的《審查一個工廠初步設計議定書的報告》，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從這份對哈爾濱鋁合金加工廠的初步設計審查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陳云同志抓工作之具體、細致，一抓到底、高度負責的精神，是何等的珍貴！多么值得我們學習！
經過多方面聽取意見，反復討論修改，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內容大體定下來以后，陳云同志于1954年6月30日向中央作了《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的匯報。匯報提出，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做好計劃工作。他在講了要注意處理好“農業與工業的比例”、“輕重工業之間的比例”、“重工業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工業發展與鐵路運輸之間的比例”之后，強調指出：“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但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比例，在各個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各個時期，都不是相同的。……唯一的辦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我國因為經濟落后，要在短時期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并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4）”。這是陳云同志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對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學說的具體運用和發展。
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的增長幅度，以及各項重要建設指標等，都是穩妥可靠、留有余地的。加上在實施過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有效的措施，計劃的執行是相當順利的，有些指標在1956年就提前實現了。實事求是地說，這時的整個經濟形勢是很好的。各方面的發展基本上是快速的、健康的。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省委、市委和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當時主管農業的負責同志像“小腳女人”，行動遲緩。同時，也提出了其他方面的某些人右傾保守問題。毛主席報告后，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緊接著，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也波瀾壯闊地在各地展開。有了“三大改造”的高潮，加上公布《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要求糧食、棉花產量增加一倍半以后，不少地方和部門的領導人的頭腦開始熱起來，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急躁冒進的計劃，要求建設投資加碼，發展速度加快。這樣，就使原定的1956年財政預算和信貸計劃都突破了，財政出現了赤字，銀行多發了票子，市場上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供應也都出現了供不應求的緊張局面。為預防這一趨勢的發展，及時糾正急躁冒進的情緒，總管財經工作的周恩來總理和陳云同志組織《人民日報》發表了“反冒進”的社論。隨后，擔任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的陳云同志，又在1957年初中央召開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會議上發表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四年執行的情況和實踐經驗，鮮明地提出了“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財政、信貸、物資必須保持平衡（后來又提出了外匯平衡）的論點，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再次明確提出了要重視研究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問題，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關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理論。
在黨中央、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在周總理和陳云等同志的具體組織指揮下，經過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于1957年全面超額勝利完成了。
四
歷史的前進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往往要走曲折的路子。一種科學的論斷，一個正確的思想、觀點，也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們所接受。陳云同志的上述科學論斷和正確的思想、觀點，盡管歷史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當時卻被一部分急于求成、頭腦發熱的同志視為潑冷水，是“右”的觀點，沒有被接受。他的“反冒進”意見，還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此后一段時間內，陳云同志實際上失去了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權。
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從1958年開始，全國經濟跨入了“大躍進”的時代。一時間，“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盛行。要求全國鋼產量翻番，結果使幾千萬人上山大煉鋼鐵，大量的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爛在地里沒人收。記得這一年的11月下旬，我去河南鄭州找省統計局核實鋼鐵“放衛星”的實際數字，乘火車路過新鄉時，看到路兩邊的棉花地里還是白花花的一大片，被霜打蔫了的棉花，東歪西倒地堆在那里，由于農民上山大煉鋼鐵而沒人收。當時心里難過極了。到了鄭州我就同省統計局局長講了這個情況，他告我這是全省的普遍現象，不是新鄉地區特有的，并好意地要我不要提意見。這一年的工業生產雖有增長，但各地上報的數字水分很大，浮夸得厲害，品種、質量問題也都相當嚴重。
“大躍進”開始后，陳云同志的處境是困難的。但他還是盡可能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自己的意見。據我所知，1958年中央在北戴河會議上決定的當年鋼產量翻番任務，達到1070萬噸（注：1957年全國鋼產量完成535萬噸），陳云同志是不贊成的，他曾建議中央不要公布這一數字，以免被動。1959年的鋼產量計劃，國家計委原來提出要搞2000萬噸，陳云同志認為做不到，親自去國家計委做說服工作，建議把指標降下來一些。195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確定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為1800萬噸，并對外公布了。到了1959年第一季度，由于鋼的計劃指標過高，從實際執行的情況看肯定不可能完成，因之引起毛主席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當年3月下旬至4月初，在上海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毛主席對國家計委和一部分地方的負責同志提出了批評，對陳云同志作了表揚，說在武昌會議討論鋼的產量指標時大家都不肯壓縮，只有陳云同志提了不同的意見。這次會后，毛主席還是不放心，就委托陳云同志落實鋼鐵生產指標。陳云同志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鋼鐵工業內部的各個環節，從礦石、焦炭、耐火材料到煉鐵、煉鋼、軋鋼設備以及運輸能力等都作了詳細的調查，于當年5月11日就落實鋼鐵指標問題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報告，提出把1959年鋼的生產指標定為1300萬噸。經過討論，中央同意陳云同志的意見。當時，陳云同志曾說明，提出1300萬噸這個數字，只是初步的，只提供政治局考慮，不希望作出最后決定。這說明他實際上還是不放心的。計劃執行結果，完成了1300萬噸的任務并略有超過，但這是花了很大代價才達到的。
1961年底，我由國家統計局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新成立的財經組工作。接著就參加了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亦稱“七千人大會”）的具體會務工作。這時，我又能常見到陳云同志，直接聽到他的講話，接受他的教誨。這里我講兩件自己受教育最大的事情：
一是，陳云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中陜西省全體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的重要講話。在這篇講話中，我第一次聽到陳云同志關于“交換”、“比較”、“反復”六個字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的生動具體闡述。他這篇講話還有針對性地強調指出：“領導干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并說：“調查研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找有各種不同看法的人交換意見，也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方法”。這篇講話在大會全體代表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一致認為講出了大家的心里話，表示完全擁護。我作為大會的工作人員，受到的教育更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先后在大會上講了話，只有陳云同志沒有講話。在一次大會上，當周總理就國民經濟的調整問題講完話之后，主持會議的毛澤東主席提出請陳云同志講話，陳云同志說：不講了。毛主席接著說：你這個人啊，是不調查研究不發言。事實確實是這樣。據我所知，為了克服當時經濟方面的嚴重困難，調整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失調的狀況，緩解市場商品供應緊張的局面，解決保障人民身體健康必需的生活用品，陳云同志作了大量的多方面的調查研究，甚至請專家和有關人員座談研究保障一個人一天生活最低需要多少卡路里熱量的問題，以及采取哪些具體措施保證供應。但由于大家對形勢的看法、對困難程度的估計不一致，對克服困難的快慢的認識也不統一，因之他沒有在大會上講話，認為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
“七千人大會”以后，中共中央為進一步深入討論當時的經濟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稱“西樓會議”，陳云同志在會上對當時的經濟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一個重要發言，受到出席會議的同志的一致贊同。主持會議的劉少奇同志聽了，認為講得很好，要他到國務院會議上去講講。按照少奇同志的意見，陳云同志于2月26日在國務院召開的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和國務院各部門全體黨組成員參加的大會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重要報告。他在報告中具體透徹地從農業、基本建設規模、貨幣發行、城市人民生活等五個方面分析了當時面臨的困難，也從五個方面講了克服困難的有利條件，他提出了六點克服困難的具體意見。
我參加了在國務院小禮堂舉行的這次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會議的氣氛可以說是好多年沒有過的。會議開始時，李富春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先講，反映不熱烈。而陳云同志一講，會議的氣氛就不同了，全場立刻活躍起來。他的講話不斷被全場的熱烈掌聲打斷。他越講越起勁，身上出汗了，就自己脫去上身的毛衣繼續講。這是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陳云同志的講話，他提出的克服困難的辦法，與他歷來的講話一樣，既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空洞承諾，而是條條實在，著著可靠，既行得通，又便于具體操作。大家聽了后，都抑止不住高興的心情，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一致認為，困難可以克服，希望就在眼前。到會的部長、主任等各部門的負責同志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熱烈鼓掌，我想道理也就在這里。
中央財經小組恢復后，陳云任組長。周總理親自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小組會議，討論修改《關于調整1962年計劃的報告》。這個報告稿的內容，把陳云同志的主要意見都寫進去了。當時，陳云同志去了外地，報告稿定了后，周總理指派財經小組秘書薛暮橋同志專程去向陳云同志匯報，征求他的意見。陳云同志聽了匯報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請暮橋同志將他的意見報告總理。這份計劃調整報告，提交給5月份少奇同志主持召開的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周總理在會上作了專題發言。我作為會議工作人員參加了這次會議，看到到會各地負責人對形勢的估計，對困難嚴重程度的看法，確如陳云同志分析的那樣，并不完全一致。討論中有的人仍在唱高調，對報告中提出的克服困難的具體措施、特別是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措施，表示不贊成；但大多數人還是同意總理的報告的。少奇同志在作會議總結發言時，再次對當時形勢作了透徹的分析，肯定了總理代表財經小組所作的報告。會后，這個報告經毛主席批發全國遵照執行。
貫徹執行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實施國務院、周總理和陳云同志提出的克服困難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全國財政經濟情況迅速有了好轉。全國經濟1962年、1963年擺脫了困難，逐步全面恢復，1964年發展加快，1965年、1966年則全面發展，結束了恢復階段，步入了新的計劃發展階段。這一期間，從調整到發展，農業增產，工業增長，市場開始繁榮，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周總理的親自組織指揮下，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但開發了舉世聞名的大慶油田，還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發射了自己的導彈，極大地振奮了人心，壯大了國威。
五
陳云同志在領導經濟工作時，始終把農業放在第一位。早在建國初期他主持中財委工作時，就明確提出“發展農業是頭等大事”。他親自抓糧食的生產、收購、銷售和調運工作，親自抓城鄉物資交流，親自研究確定合理的糧棉比價（當時定為8斤小米換一斤棉花），逐步解決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問題，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研究我國農業的實際情況和外國發展農業的方針、措施，認為我們不能走美國等國家主要靠擴大耕地面積來增加農業產量的路子，我們的方針主要應是“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據此，他提出發展水利，發展化肥工業的意見，這個意見，后來被稱作“化學化”、“水利化”。早在1951年，他就明確提出中國水資源不足的問題，提醒大家應有充分準備。時間過去近五十年，經過反反復復的實踐經歷，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是多么有遠見的預言！
在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在計劃的說明中，陳云同志首先想的講的也是農業問題，講比例關系，第一個說的就是“農業與工業的比例”。對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編制，他強調要按照毛主席《論十大關系》的要求，依照農輕重的次序進行安排，并具體部署了化肥、化纖的生產建設。他十分重視糧食工作。被人們稱為建國初期經濟戰線上“三大戰役”之一的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是他親自提出、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他兼任商業部長時，親自抓蔬菜生產、生豬生產和菜、肉供應問題。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他提出的克服困難的辦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農業生產”。為了緩解農業的壓力，給廣大農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他在1961年初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進口糧食問題”，他說：“現在有進口兩百萬噸糧食的可能”，“如果有四百萬噸糧食進來，那我們今年的日子就比較好過一些了”。這一年，為使工業更好更有效地支援農業，他還就加速發展氮肥工業的問題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同意這個報告，并以中央文件正式下發各地、各有關部門遵照執行。這一年，他還親自回家鄉上海郊區青浦縣進行農村調查，就發展養豬的政策，是否推廣種兩季稻，以及留足農民的自留地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重要意見，對解決當時的農業問題，克服經濟困難，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打倒“四人幫”以后，陳云同志恢復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重新被委任擔任國務院新成立的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這是我黨歷史在重要轉折時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深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對經濟戰線上的同志們來講，尤其是長期做財經工作的老同志，更受鼓舞，認為中國的經濟工作有陳云同志出來領導，又大有希望了。他當時提出的問題，發表的意見，雖然不多，但個個切中時弊，條條擊中要害，使人既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事情的本質，又增強了前進的信心，看到了希望。這里我講一下自己親自經歷的陳云同志在1978年11、12月期間中央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情況和大會的反響。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的議題是討論經濟、計劃問題，討論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從1979年開始轉移到現代化建設方面的問題，并通過相應的文件。我當時在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分管計劃工作，隨同省委、省革委主要負責同志列席了這次會議。會議于11月10日開幕，原定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工作著重點轉移問題，然后討論具體經濟問題和1979年的計劃草案。大會采取按大區分組討論的辦法進行。陳云同志參加東北組的討論。他于11月12日作了第一次發言，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關于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意見，接著他從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著眼，明確提出中央應為薄一波、陶鑄、王鶴壽、彭德懷等同志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提出“天安門事件”的定性和批評康生的錯誤問題。陳云同志的這一發言，對使這次會議開成全面撥亂反正的重要會議，可以說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發言在會議簡報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到會同志的強烈反響。我參加華東組的討論，全組同志一致表示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意見，認為有必要盡快解決這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這有利于安定團結，有利于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其他各組也都表了態，一致擁護陳云同志提出的六點意見，有的組還補充提出了一些需要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會議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會議進行到后期，討論經濟問題時，陳云同志于12月10日在東北組作了第二次發言，一共講了五點意見，他首先講的第一點意見，還是農業問題。他提出“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糧食可以達到兩千萬噸”。以利于緩和農業的壓力，減輕農民的負擔，給農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他尖銳地指出：“建國快三十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頭，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如果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恐怕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又說：“進口糧食多一些不要緊，農民穩住了，事情就好辦了。……進口糧食的時間，不只是三五年，時間還可能長些，數量則可能少些（5）。”陳云同志認為，這是大計，這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陳云同志在講話中，還提出了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要給各省市一定數量的真正的機動財力，以及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材料供應都不能留缺口等問題，并特別強調要重視旅游事業的發展，風趣地說這是“風景出口”，每年可以收入幾十億美元的外匯（據我所知，在中央領導同志中首先提出重視和發展旅游事業的，是陳云同志）。我看了會議簡報刊出的陳云同志這篇重要發言，當時的心情可以用“驚”、“喜”兩個字來形容。“驚”的是沒有想到全國的農業破壞得那么嚴重，糧食緊張到那種程度。“喜”的是陳云同志在中央又有發言權了，又可以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了，一開口就講進口兩千萬噸糧食，這是多么大的魄力，這能解決全國多么大的問題呀！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我看到陳云同志雖然年事已高，但思想還是那么敏銳，觀點還是那么鮮明，講話的稿子還是親自動手寫，講話的風度還是那么與眾不同，心里真是高興極了。這也是一“喜”。
上面列舉的很不全面的一些情況和論述，可以說明陳云同志對農業問題作了多么深入、全面的研究，他的經濟思想中農業問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人人皆知的“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經典名言，可以說是陳云同志對農業問題重要性的高度精辟概括。
六
陳云同志始終一貫地從關心人民生活出發，重視手工業、輕工業的發展。舊中國的工業，大量的是手工作坊，現代輕工業很少，重工業則幾乎沒有。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是靠進口解決的，什么洋布、洋火、洋油、洋蠟甚至洋面粉等等一類的洋貨，到處充斥市場。新中國成立后，非常重視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當時，陳云同志主持的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機構很精干，但卻分別設立了輕工業處、地方工業處和重工業處三個管工業的處，籌劃迅速恢復和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首先重點抓的是輕工業和手工業生產。
我國傳統的手工業，歷史悠久，許多名牌產品，家喻戶曉，享譽中外。陳云同志對之極為重視，十分關心它的發展。建國初期，陳云同志每到一處，都親自做市場調查，都要看看小商品的供應情況，都要問問手工業的生產情況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中財委”的會議上，我就多次聽到他講要保護和發展傳統的名牌手工業產品。如張小泉剪刀，王麻子菜刀，等等。據張勁夫同志回憶，1950年春，陳云同志在廣州布置完種植橡膠的工作，就去到杭州，在杭州聽取了省里的情況匯報后，就要勁夫同志陪他到大街上走走。“他在街上，主要看街兩邊的鋪面，一邊走一邊數著招牌。看完后，他概括地說，杭州手工業發達，張小泉剪刀，王星記扇子等，在全國都是著名的”。在實際工作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安排中，他都對手工業生產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曾說過：“手工業合作化寧可慢一點，使天下不亂。如果搞得太快，就會出毛病。”陳云同志曾陪同毛主席一起聽取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匯報，會上毛主席也提醒大家說：“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6）。”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加上“瞎指揮”、“共產風”等等，給手工業生產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城市中的手工業合作社，大部“過渡”、“升級”，變成了“二國營”；農村的手工業合作社和個體手工業生產者，變成了社辦工業的一部分。這種生產關系的變革，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嚴重挫傷了廣大手工業者的生產積極性。全國的手工業生產，很快就大幅度下降，品種質量問題也很突出。這件事，曾引起毛主席的重視并發了話，李先念副總理親自批了一部分材料給輕工業部和手工業合作總社生產頭發卡子。問題嚴重到何種程度，可想而知。
陳云同志對手工業方面存在的問題極為重視，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予以解決。1959年4月，他在寫給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的信中，明確提出：“要專門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產。在安排工業生產的時候，應該專門撥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產。原有生產小商品的工廠，如果已經改行，應該讓它們‘歸隊’，恢復生產。特別是原有的手工業合作社，由于改變為地方國營工廠或合作工廠，統一安排生產任務，不能單獨生產和經營，大量的小商品停止生產了，現在應該組織它們重操本行……以便發揮這些手工業者的積極性，增加手工業品的數量品種（7）。”貫徹執行陳云同志的這一重要指示，手工業生產開始有所好轉，但由于當時總的指導思想還是“左”的，還在繼續“躍進”，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出現本質性的變化。進入經濟調整時期后，陳云同志親自到蘇州等地進行調查研究，繼續為研究恢復發展手工業的政策方針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
據我所知，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手工業35條”）中，采納了陳云同志的很多重要意見。
下面我講講陳云同志親自為杭州張小泉剪刀廠建立的“剪刀博物館”題寫館名的情況。1993年9月我去浙江省作點調查，了解輕工業、手工業的生產情況。上旬到了杭州后，我就到張小泉剪刀廠去參觀。時隔多年，這次一看，真是“今非昔比”，剪刀的生產條件大為改善，產量比過去幾十倍地增加，經濟效益是很不錯的，工人的生活也都有了明顯改善。在與廠里的干部座談中，戚永興廠長告訴我，廠里要自籌資金建一個“剪刀博物館”，展示中國剪刀的發展史，反映張小泉剪刀廠的廠史。我聽了很高興，認為這是一件大好事，表示完全支持。接著，戚廠長就提出要我請一位領導同志給題寫館名，我當即表明陳云同志是我黨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領導同志，長期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一向重視支持手工業發展，經常提到張小泉剪刀，建議請陳云同志題寫。永興同志說，如果陳云同志給寫，那是最好了，是求之不得的，就怕他老人家不肯寫。我說：你親自給陳云同志寫封信，報告這件事，懇請他老人家題寫館名。還說：你的報告信寫好了，交給我，由我親自給你轉送，并說我想陳云同志可能答應你的請求。當天戚廠長就把寫好了的給陳云同志的報告信交給了我，我當即也給陳云同志寫了一封信，一方面簡要報告了張小泉剪刀廠多年來的發展情況，報告了他們要利用自己的資金在廠區里建設一座剪刀博物館，另一方面也懇請陳云同志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能擠點時間題寫館名。廠里的報告和我寫的信，通過浙江省委辦公廳機要處轉送北京陳云同志辦公室后，我就到臺州、紹興等地去了解情況，作調查去了。我9月下旬從浙江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給陳云同志辦公室打電話，詢問是否收到了報告信，陳云同志是否同意題寫館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秘書同志即告我：陳云同志已經寫了，兩天前就寄出去了。我聽到這一信息，那個高興勁簡直沒法說，立即給浙江省二輕工業廳的負責同志和戚永興廠長打電話，報告他們最想知道的這一好消息，并請他們注意查收，千萬不能出差錯。不幾天，他們就給我回了電話，說明陳云同志的墨寶已經收到了。不久，剪刀博物館建成了，陳云同志題寫的“剪刀博物館”五個強勁有力、金光閃閃的大字，就高懸在博物館門前。陳云同志親自題寫“剪刀博物館”的館名，這再次充分說明了陳云同志對手工業的關心和重視。
七
陳云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大家熟知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和“交換、比較、反復”15個字，前9個字是唯物論，后6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陳云同志不但提倡這15個字，自己也是身體力行地照著這15個字行事的。
建國初期，中財委是代表政務院統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領導機構。為了做好工作，陳云同志經過深入思考，明確提出中財委的工作方針，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區”。中財委按照陳云同志的意見，建立了兩項很好的制度：一是每旬、每半月或一月（視具體情況而定）用電報的形式向各地方、各部門發一次通報，通報全國重要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使各地方、各部門和軍隊的負責同志及時了解全局的情況和問題，以利于交換意見，統一看法，共同齊心協力地做好工作。二是中財委建立了集體辦公會議制度，就是每星期二、五的上午，由陳云同志主持召開中財委辦公會議，中財委的負責同志和財經各部的部長或副部長參加，聽取匯報，通報情況，討論決定全國性的重大財經問題，以及各部提出的要中財委解決或協調的重要問題。辦公會議充分發揚民主，贊成的反對的各種意見都可以講，經過集體討論，取得統一認識的，就集中作出決定，分頭去辦。如果對某個問題、某件事情意見不一致，一時又統一不起來，則不匆忙作決定，而是請大家再考慮，留待下次或以后的會議再討論、再決定。這種集體辦公會議制度，既減少了公文往來，去掉了文牘主義，又利于直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集思廣益，民主集中，解決問題既快又穩妥。正因為陳云同志一貫地、身體力行地照著自己提出的上述15個字去做，所以，他提出的意見，拿出的主張，總是切實可行，擊中要害，行之有效，令人折服。回顧建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不難發現：每當陳云同志的意見、主張被重視被采納，并付諸實行的時候，我們的經濟就穩步、健康、快速發展，或迅速扭轉被動局面；反之，陳云同志的意見、主張不被重視，未予采納，甚至沒有了發言權的時候，我們的經濟就出現波折，就遭受損失，就走彎路。幾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實踐都證明，陳云的經濟思想、經濟著作，是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注釋：
（1）《陳云文選》第1卷第138頁。
（2）（3）（4）《陳云文選》第2卷第61、138、242頁。
（5）（7）《陳云文選》第3卷第236、126頁。
（6）《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65頁。
于若木：我的丈夫陳云
于若木，1938年春天與陳云同志在延安結婚后，共同度過了將近60年的美好時光。于若木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學生，是“一二九”運動的骨干。
于老回憶說，大約在1937年底，陳云流鼻血舊病復發，中央組織部從陜北公學女生隊找一個人去做他的護理工作。因為我是黨員，歷史清楚，政治可靠，便推薦了我。我去后，只是給他按時往鼻子里滴滴藥水，并沒有更多的事可做。醫生要求他靜養，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他便經常和我聊聊天，有時還讓我唱革命歌曲，我唱了蘇聯的《祖國進行曲》給他聽。相處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感情，關系逐漸密切起來。有一天，他對我說：“我是個老實人，做事情從來老老實實。你也是一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在一起，能夠合得來。”近日，于若木做客央視《新聞會客廳》，接受白巖松專訪，講述了她眼中的丈夫陳云。
于若木86歲與陳云共同生活57年1938年，陳云同于若木在延安結婚年輕的于若木
丈夫的生日
白巖松：阿姨，6月13號就是陳老的百歲生日了，平常的時候，陳老的生日您印象最深的過得比較隆重的是哪一次？
于若木：陳云同志不讓過生日，你說80大壽，80是一個整數，應該慶祝一下，我說我們請請他身邊的人，秘書啊，表示一下慶祝，他說不要，免了。后來，就照了一個全家福的相，跟身邊的工作人員照了相。
白巖松：但今年6月13號是百歲誕辰，您希望這個百歲生日怎么給陳老過？
于若木：現在中央一個全面的計劃，考慮得非常周到，又有紀念大會，又有陳云思想的研討會。
白巖松：家里頭會不會在那一天的時候跟以往不一樣？
于若木：這個現在陳老的百歲誕辰已經不是家庭的行為，已經是黨和國家的一個計劃，我們就按照這個計劃行事就行了。
低調的領導
白巖松：來之前我一直心里好奇，陳老在黨的核心領導崗位上，工作了起碼半個世紀以上，甚至可以說是幾乎最長的。
于若木：70年。這個是很不簡單的，在這樣高的位置上停留這樣時間長，沒有他的善于處理各方面的關系，很難做到。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
白巖松：陳云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一個名字，可大家又多少都感到陌生，找他的文章都不容易您知道嗎？
于若木：他在世的時候出他的文集他都不同意，有人寫了一些文章，讓他審稿，他都把有關他的一些事情大量的都刪掉了，我就記得，有一篇好像部隊同志寫的，紀念四保臨江這個戰役的文章，文章似乎也是比較長，他看了以后，把描述他工作的大段大段刪掉了。
千里姻緣
白巖松：用現在很流行的話說就是陳老很低調，只做事兒，不說。阿姨，當初您很年輕就從山東去了延安，我聽說當時陳老從新疆回來總流鼻血，非常嚴重，就想找一個護理的女同志，然后就找到了您，可您剛一聽說的時候心里還不同意是吧？
于若木：我沒進過護校，沒有護理方面的專業知識，我想不很合適。
白巖松：可是后來您怎么想通的？
于若木：我作為一個黨員，應該遵守黨的組織紀律性，組織的決定應該服從，即使我不十分合適，但是組織做了這樣的決定，我應該服從，因為當時在陜北公學黨員是比較少的，那時候陜北公學男生加上女生有好幾千人呢，但是黨員只有幾十個，我們五隊，女生隊只有四五個黨員，找一個黨員，而且條件比較合適，也是不容易的。
白巖松：您也是剛開始肯定是當著革命工作去做的？
于若木：當革命工作去做。
1937盧溝橋事變爆發，保家為國的革命激情在全中國的熱血青年心中空前激發，中國共產黨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此時更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無數胸懷國家命運的年輕人，在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人中，18歲的山東姑娘于若木便是其中之一。
于若木出生于山東的教育世家，父親于丹莆是山東近代教育史上一位很有影響的教育家。由于家庭的熏陶，于若木思想活躍，積極要求進步，年僅16歲的時候她就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９日，改變國家命運的革命熱情吸引著年輕的于若木來到延安，而事實上，她個人命運的改變也幾乎就從她踏上延安土地的那一刻開始了——也是在于若木到達延安的第一天，只身前往蘇聯為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重新建立聯系立下汗馬功勞的陳云突然乘飛機回到了延安。短短幾個月后，命運竟成就了于若木與陳云此后相守一生的美滿姻緣。
初次見面
白巖松：阿姨，一說姻緣，好多人都關心第一面，第一印象是特別重要的，陳老給您當時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于若木：第一印象記得很清楚，我見到陳云同志是到延安第一天就見到了，第一天他是乘蘇聯飛機到達延安的，跟王明、康生還有其他一些同志從空中降落的，他到達延安的時候，就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這盛大的歡迎會就在陜北公學的操場上，那次歡迎會是毛主席致歡迎辭，他喊喜從天降，同時把自己的帽子高高地拋向空中。隔了不久，隔幾分鐘，又喊喜從天降，又把帽子高高地拋向空中，這樣重復了三四次。我離主席臺比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臺上的人都看得比較清楚，陳云同志也講了話，他的上海口音，就是上海普通話的口音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政治家風采給我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白巖松：第一天剛到延安，可是很短時間過后，因為流鼻血您要去護理他，然后陳老是怎么樣用帶上海口音的語言來跟您求婚？
于若木：開始就是為他服務，他流鼻血之后，有一種點鼻子的藥水，是蘇聯大夫開的，是防止他流血的一種藥水，一天點幾次，陳云同志就問起我的身世，在什么地方讀書，哪個學校讀書，什么時候入黨的，我都一一告訴他。時間長了，他就說我是一個老實人，略微停頓，又對著我說，你也是一個老實人，這樣就彼此就溝通了，就是覺得自己都是本份人，我對他就有一個初步的印象，就是說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延安婚禮
白巖松：阿姨，現在結婚動靜很大，可是我看那段您跟陳老結婚的時候才花了一塊錢，那時一塊錢能干嘛？肯定婚禮非常簡單吧？
于若木：就是在一天晚上在中組部的院子里頭，一個平房里，中組部的同志、干部在那里集中起來，開了一個簡單的結婚儀式。陳云同志就拿出一塊錢來，買了一些延安當時能夠買到的花生、瓜子、糖果、紅棗等等，雖然簡單，但是還是很鄭重的，當時因為是晚上舉辦，所以燈光也很昏暗，就是麻油燈，麻油上面加一個棉花做的燈芯，所以光線比較昏暗，但是也還很熱烈，也熱鬧了一下。
白巖松：阿姨，當時您跟陳老年齡差14歲，但是陳老在給您的哥哥寫信的時候當時寫你們志趣相投，可是后來又發現您給哥哥寫的信里頭有這么一句話，就說您擔心自己經驗、經歷還有學問跟陳老差得太多，您有點不自在。
于若木：這個不自在的時間也是延續了很長的時間，因為陳老他在黨內的地位很高，他工作經驗豐富，我很欣賞他處理事情的老練、沉著，總覺得自己黨齡短，經驗少，很多想法是幼稚的，覺得自己跟陳云同志之間差距太大，跟他不相稱。但是在我不斷學習，進黨校學習，學習馬列，同時對陳云同志的為人，他的平易近人，逐漸的這種感覺就慢慢地淡化了。
與陳云的差異，成了于若木自己要加強學習的直接動力，在陳云的支持下，還在新婚中的于若木就進入了中央黨校學習，緊接著陳云又支持她又進入到剛剛成立的馬列學院，在這所專門研究政治理論的高級學院中，于若木一學就是3年。。。到1944年，陳云擔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這時，于若木成為了陳云的機要秘書，幫助陳云處理來往的重要公文。
也是從這以后，于若木有了更多的機會見證丈夫陳云的不凡經濟才干，以及他“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做人做事原則”。
敢于直言
白巖松：阿姨，提到陳老不能不提58年，大躍進，可是陳老是搞經濟的，他知道這里頭有哪些問題，可是中央決定制定59年要生產什么，鋼生產多少，鐵，棉花生產多少，陳老看著這個數字不對，要去發表意見，他不擔心嗎？
于若木：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他是有經驗的，在那之前，他在中央蘇區管過經濟，那時候蘇區雖然工業不多，但也有被服廠，軍工廠，還有一個造紙廠，也有一個經濟問題。
白巖松：陳老是搞經濟的，當時看到這個數字，他的反應是什么？
于若木：他的反應，這高指標危害太大了，我私下里跟他這樣議論，他說，如果還要大干快上，不碰壁不會回頭的。
白巖松：可是阿姨，按理說有的人可能就選擇明哲保身，可是陳老為什么要去說，他不知道這個是要冒風險嗎當時？
于若木：他知道冒風險，他出于他黨性，他不能不說，他有言在先。有一次我記得秘書拿來一個文件，那個材料上有個鋼鐵指標的一個數字，他寫得清清楚楚的，拿走了以后他跟我說，記錄在案，存檔，有據可查。
白巖松：可是沒隔多長時間，結果出來了，毛主席夸陳云同志看準了，那時候陳老又是什么心情呢？
于若木：毛主席終于同意他的觀點了，指標降下來了，他特別高興，但也沒什么表示。這就是他可以佩服的地方，黨性強，不計個人的得失。
白巖松：因為敢直言是要有風險的。
于若木：有風險的
人民的管家
白巖松：阿姨，又到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了，這個時候當時家里的情況是什么樣的。
于若木：那時候本來物資就缺乏，而且也號召每個人自己減自己的糧食定量，支援別人，我們都減了，從30多斤減到20多斤，減定量。我的女兒陳偉蘭在當時科技大學讀書，住校，她就得了浮腫病，我當時在國家科委工作，我們的辦公室就有兩個人得了浮腫病，這就是普遍的熱量不夠，蛋白質不夠，所以得了浮腫病。
白巖松：陳老一輩子有一句話叫睡覺第一，吃飯第二，但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就是吃飯第一了，聽說您給了一個建議，提議黃豆可以增加供應量？
于若木：國家科委有一個內部刊物，叫科學實驗研究動態，這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解釋浮腫病的原因，浮腫病的原因主要就是蛋白質不夠，如果一天能有二兩大豆就可以解決浮腫病的問題，我看了以后覺得有道理，我把這篇文章拿給陳云同志看了。他看了以后，毫不猶豫就寫電報給東北，調大豆進關。后來為了解決干部的浮腫問題，就給干部每個月定量供應黃豆和糖，和白糖，這是處長以上的干部有這個待遇，所以當時流行著一種說法這是糖豆干部的待遇。后來陳云同志又考慮全國人民的營養問題，就是他了解到，每個人需要蛋白質是70克，最低限量是70克，按規定就是一公斤體重需要一克蛋白質，大體上平均體重70公斤，他就算這個帳，比如一個人一天需要多少蛋白質，那時候他說首先解決大中城市的人口的需要，然后再解決其它，因為當時大豆產品也有限，只能解決大中城市的供應問題。當時如果一天一個人有二兩大豆，可以解決一部分的蛋白質的需要，除此之外，比方一個月有兩斤帶魚，還有幾斤肉，這樣還加上主食里頭，他算得很細，主食可以提供45％的蛋白質，因為主食像小麥、大米也含有蛋白質，主食解決一部分，還有蔬菜解決一部分，這樣加在一塊就能夠基本上滿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質的需要。
白巖松：那個時候得像一個大管家一樣，得細摳。
于若木：精打細算，因為那個時候困難時期，資源有限，在有限的資源底下盡量地滿足人民的需要。
家中賢內助
白巖松：陳老是大的經濟方面絕對是權威，統籌兼顧也是陳老提出來的，在家里這個帳本是誰管？是您管還是陳老管？
于若木：家里就是我管，我是家里的管家，我管家的時候，買菜，定買菜的單子是我定，每天的食譜也是我定，每天做什么菜，我開單子，由廚師來做，每天晚上我還結帳，一個月還結一次帳，幾個月我還做一次總帳，結一次總帳。
白巖松：我手里有一個單據，我看了一下，這是從59年一直到60年9月，怎么有一個于若木同志從59年6月到60年9月工資的退回，工資款退回，1500多塊錢，定期存款單400塊錢，現金297，加起來2208，當時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您正常工作應該領工資，可是這15個月工資干嘛要退回去呢？
于若木：那時候，59年陳云同志需要休息，叫我陪他去休息，有的時候蘇州，有的時候杭州，我陪他陪了一年多，他說你陪我期間不能拿工資，不領取工資，所以我就沒有領工資，但是機關還是給我領了，存起來，儲蓄起來，我結束休息之后，回到單位，他們把這個工資存的工資如數給我，我全部退回了，他給我一個收據。
陳云的菜譜
白巖松：阿姨，很多老百姓都會想象，作為中央最高領導人，平常的應酬會特別多，迎來送往，可后來發現陳老幾乎不請客，也不在外頭吃飯，他怎么做到這點的？
于若木：他不請客，也不被請，需要他去應酬赴宴的時候，他一點不吃，還是回來吃他的平衡膳食，有一次小平同志宴請金日成，讓他去作陪，他都沒動筷子，宴席上任何東西沒吃，還是回來吃家里的飯。他把握自己把握得好，如果在宴席上吃了，就破壞了他的膳食平衡。
白巖松：我看了一下陳老一天的菜譜，太簡單了，中午就一葷一素，這菜譜是您定的嗎？您是營養學家。
于若木：對了。因為我是搞營養的，就把他的菜譜跟我聯系起來，是他自己定的。可能是他跟他的醫生共同來定的，對他是完全合適，再多的菜對他也是沒有用，他只能這么多，他的菜譜是平衡食譜，現在常說的平衡食譜，他當時就做到了，平衡食譜對他的健康是至關重要。
由于早年出生貧寒以及后來歷經戰亂，陳云同志體質弱在高層領導中是出了名的，早在延安的時候，陳云就把自己的身體比作“木炭汽車”，而他最終能夠享年90，是和他對自己的生活起居嚴格控制分不開的。
這是陳云辦公室的一張普普通通的桌子，每到吃飯時，陳云都會坐在這里獨自享受他的平衡食譜，他幾乎不和家人一起吃飯。米飯中午二兩、晚上一兩五，嚴格的平衡食譜讓陳云的每一頓飯都變得數字化。12粒煮花生米是陳云多年的早餐習慣，一次因為鬧肚子，陳云把12粒改成了6粒，等身體好了之后，他又恢復了12粒花生米的定量
陳云超強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善于掌握平衡的柔韌智慧成就了他的90高壽，一些歷史研究者也相信，這種特質或許也正是陳云的政治影響力在近半個世紀可以不時發揮作用的重要原因。
超強自控
白巖松：你看陳老平常在生活中、在工作之中這種控制能力，控制自己的能力都非常強，但他控制不控制感情？尤其是對您的感情？
于若木：哎呀，他最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他經常保持一個平衡的心態，對他處理工作也好，處理其他的人際關系也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平衡的心態他就不會感情用事，就會做出一個客觀的分析和處理這些問題，他對家庭他也能夠理智地對待，但是他也是有血有肉，也是有家庭親情這些方面，他還很重視的。所以結婚以后幾十年如一日，感情還是非常融洽的，從來處理問題他也能理性對待，理性和感情是結合在一起的。
白巖松：這么多年跟您紅臉的時候多嗎？發過火嗎？
于若木：幾乎沒有，有的時候他喜歡開開玩笑，使家庭氣氛融洽、活躍一點。
白巖松：阿姨我看著一張照片，是1987年的時候你們兩位照的，那張照片，哎呀，當時我印象太深了，陳老摟著您肩膀，他的腦袋這么歪著，您腦袋這么歪著，你倆的腦袋正好碰在一塊，像一對小孩照的照片。
于若木：就是，他這也是他表示夫妻之間的親情，所以他對孩子也是一個慈父，關心孩子的學習、工作和生活。
白巖松：老來伴，年歲增長之后是不是您有時吃飯，陳老會過去看您吃飯？
于若木：就是，我吃飯的時候，他也來觀察，看看我吃什么東西，他吃飯的時候我也看看他吃什么東西。
抹不去的記憶
白巖松：阿姨，90歲的時候陳老走了，后來我也因為前些年也來采訪過您，看在另外一個屋子里，陳老大的相片都掛在那兒，所有的物件，平常用的都是按原樣在那兒放著。
于若木：就是，雖然他人不在了，這個環境還保持他生前的這個環境，就是對懷念他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好像他雖然人不在，好像他音容笑貌還經常在我腦子里回憶一樣。
白巖松：您有的時候想起陳老的時候回想起哪個階段的陳老，是剛認識的時候還是中間階段，還是晚年的時候？
于若木：真的，我哪個階段我都回想，初認識的時候，以及他在中央組織部工作的時候，他的一些思想還有西北財經辦事處那個時候他的工作我可以說一幕一幕回憶起來，我都在懷念他。
白巖松：最后您去看他的時候有沒有跟您聊點什么？
于若木：他倒是最后他病重的時候，臥床的時候，他還跟我說了一句什么話呢？就是在認識之初，談戀愛期間，確定兩個人關系的時候，我曾經問過他一句話，我說你不會騙我吧，他最后還重復這句話，他說，我沒騙你吧，這句話我從來都沒說過，沒跟任何人說，今天你問到了，我就說出來了。他還惦記著，他是守信用的，他是負責的。
白巖松：阿姨回頭怎么看自己跟陳老之間將近60年的婚姻、家庭這一輩子？
于若木：這一輩子，這一個偶然的機遇使我們結合起來，結合的當中還是生活、工作，還是彼此都比較滿意。我對他的照顧他也是滿意的，我舉個例子來說，就是他的晚年，我就管他的服裝，有一次春節的時候，陳老接見烈士的子弟，好多烈士子弟，接見完了之后，對了，接見之前問我穿什么衣服，我給他找出一套衣服來，見著之后，他把我找去，我以為找去交代什么事情，原來是表揚我呢，他說你給我那套衣服怎么搞的，又合身，顏色也合適，特別好，他最高表揚的話，就是“你怎么搞的”。
陳云一生的寫照
白巖松：平常陳老最開心的事兒，這么多年，您感覺他什么時候是最開心的？
于若木：他最開心的事情，他最開心的事情就是聽乒壇，聽到入神的時候，有的時候是會心的微笑，有的時候是開懷大笑，
白巖松：那陳老最不開心的時候是什么時候這么多年里頭？
于若木：最不開心的時候，嗨，應該說是他的意見遭到否定的時候，應該是不開心的，但是我看他也處之泰然，也不是覺得這個事情使他寢食難安，他處之泰然，他耐心地等待，等待也需要耐心，靜觀事態的變化，心平氣和，也不著急。
白巖松：那么多人評價陳老，但是恐怕您評價他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您寫了一副字，其實字不多，就八個，寧靜至遠，淡泊明志。
于若木：淡泊明志，寧靜至遠，這是他一生最好的寫照，作為陳云同志來說是非常貼切的，我覺得淡泊明志也說明他清正廉潔，寧靜至遠說明他觀察問題是非常深入的，是能夠掌握事情的客觀規律的，他寧靜，他就多觀察，多掌握它的規律性，這個事情的規律性，他多讀書，從書上，從理論著作上來解釋一些現象，所以他寧靜才能至遠，對他是非常貼切的。他是國家最高層里的領導之一，很早就進入中央委員會，后來又是候補書記，后來又是黨中央的副主席，位置很高，權力很大，也是他施展自己才能的一個平臺。他這一生雖然有很多挫折，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這個位置給他相當程度上展示了他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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