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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這里面18億畝耕地當中也不包括各地為了城市化所使用的土地，所以有以次充好的情況。我們把這種數據擺出來以后，再算另外一筆數據，就是種糧食到底能不能給農民帶來收入。我們按平均每戶7畝地來算的話，如果是種水稻、玉米和小麥三大糧，扣除農業生產資料上漲的費用，包括農機具費用上漲的因素，每一戶農民每年的凈利潤是185.2元。我們可以算一比帳，我們說按照剛才的平均數，185.2元，乘以7畝地，乘以夏秋兩季，那是多少錢呢？農民一年種水稻、玉米和小麥三大糧的利潤一年是不到2600塊，這就是農民種糧食的家底。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靠農民種糧食來增加農民的收入，我們用盡了補貼、免稅等各方面的政策，但是這些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正因為如此，農民用自己的雙腳表態了，我們不種地了，有的是租給別人種，別人種了也是為了自家和社會上的一點口糧，因為他們知道種糧食是不可能有收入的。
彭真懷:回到我們提出的問題，怎么樣增加農民的收入，一定要發展現代農業，要引進工商資本。這些多年來，農民手里沒有錢，這是最大的問題。他們想做農業，第一土地很獨立，只有一家平均7畝地，在這個地上能種出什么來，種糧食又沒有收入。所以要像中央所提出的，要工業反哺農業，要像城市里面的工商資本引入到農業。現在這種情況看起來，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要鼓勵工商資本下鄉，進行適度的規模經營，建立企業加農戶加基地加合作社的現代農業組織形式，把糧食進行規模化的集中，把種田進行現代農業的集中經營方式。
特別是也有利于科技推廣的過程。這樣通過農業本身這一塊，農民是可以增加一部分收入的。
同時土地的集中使用，也可以讓農民在土地和工商資本集中的過程當中，獲得適度的工資性收入。這兩塊可以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在眼前是可以立竿見影的，但還不是根本性的措施。
根本措施在于，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農村的產權制度問題。今年我們在農產品價值問題上面出現了很多情況，比如說“糖高宗”、“豆你玩”、“蒜你狠”。這說明什么情況呢？農產品為什么漲價了以后，國家高度關注，有關部委還采取了措施，認為這背后有游資操作來進行打擊。我們可以想到，中國農業到底出了什么問題，農產品出了什么問題。我們仔細的分析了一下，我們認為1992年到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們在農村這一塊基本沒有動，沒有破題。為什么這樣講，因為農村產權的清晰工作沒有做，因為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產權清晰，可是農村產權不清晰。最大的產權就是土地問題，農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都不是農民自己的，包括過去的牧場、林地和林權改革，這些土地都不是農民、牧民、林農自己本人的，這個題不破，農民手里沒有合法的、穩定的財產性收入的話，那么提高農民收入只能在外圍打轉轉。
彭真懷:2009年的城鄉收入差距還是3.3：1的情況，我們要知道，從2004年到2010年的情況，我們已經發了7個中央一號文件了，“三農”問題從基礎的地位到重要地位，到現在的重中之重，核心就是增加農民收入。如果產權制度不動，就是我們說的“樹根不動，樹梢白搖”，這么一個情況。所以要增加農民收入，必須在農村產權制度問題上要下功夫，要動真格的，要踏踏實實的下決心改革農村產權制度，打消一些疑慮。
關于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有些同志會擔心，說改革以后會不會有違現在的憲法制度和基本的經濟制度，這個問題我做過研究，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建立人民共和國的過程中，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到新中國建設初期，實行的都是土地私有制。包括我們有《景崗山土地法》、《小崗村土地法》、《新國土地法》《中國土地法大綱》，包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都是實行的土地私有制。這些是在什么時候改變的呢？是在1956年6月份一屆人大三次會議制定了一個高級的示范章程，才實行的把私有的土地實行為集體所有，才有了1972年、1975年、1983年的憲法當中進一步的落實。自從提出土地私有制以后，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停止過爭議。說到底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好不好？模糊農民的產權好不好？小崗村的農民當年為什么要按手印，說要坐牢了，被殺頭了，把他的子女哺育到18歲，那就是一種反抗和掙扎，后來中央接受了這個事情。
彭真懷:現在農村的產權，我們說給農民使用權，可以種這塊地，但是不給你所有權，就是改革邁出了小半步，因為這個小半步的改革，所以出現的很多新的，很現實的問題。為什么城市會到農村兼并土地，因為它有一個法律的依據，就是不經過政府的批準，任何農地不得轉化為非農用地，他們就拿這條打著政府的旗號，打著法律的旗號，去兼并農村的土地，這樣就是合法的。
農民在這個過程當中，與一個強勢的地方政府之間是沒有辦法去討價還價，因為土地的產權上面不是你所有，所以你沒有任何的依據來證明地是你的。這個問題要從歷史上看，所以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不是天經地義，從1956年6月份到現在不過54年時間，所以我們的改革如果面對著目前地方政府在這種不斷的盯著農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再無所作為，比如說現在各地的暴力和血腥的拆遷事件，爭地事件層出不窮，給我們越來越悲痛的壓迫感。這樣情況在和平時期的土地兼并，在歷史上都沒有這么的瘋狂過，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越來越多的失地、失業、失去保障的農民就會像過去的流民，這樣的流民會像潮水一樣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游蕩。一旦這種不良的、不安的情緒蔓延，如果有一天被引爆，就會出大問題。
所以農民收入的提高問題，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黨和政府歷來都十分的重視和關心。但是怎么樣處理好，要更多的有一些政治智慧，要有勇氣來解決問題。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說：“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的問題出來以后抓緊研究解決。”我個人認為，把土地所有權規劃為農民，這是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本之綱。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必須要發展現代農業，必須把農村改革的目標指向農村產權制度，如果這層窗戶紙不捅破，所有的設想只能是縫縫補補，在枝枝節節上做文章，只能是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找不到發病的癥結。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中國網:剛才您說了這么多，我們也從中看到了一個結論，就是造成農民普遍貧困主要有兩點原因，一個是人均土地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關于政策的問題。可以說這兩點局限了農民的經濟發展，是造成他們普遍貧困的主要兩點因素。
彭真懷:我個人認為是這樣的，一個是農村的產權制度不清晰，我們的縣域經濟的國土面積占整個國家的國土面積的92%，縣域的面積占92%的概念就是農村的區域占92%，都在縣域范圍內，人口占73%以上。在這個層面上，在土地面積和人口總量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我們的改革主要是局限在工業、企業和城市推動，在農村我們基本上沒有實行市場經濟改革，在產權制度上，政策的設計上，現在這個工作如果靠地方探索，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從下往上的農村制度改革的空間是非常狹窄的，只有中央進行頂層的制度設計，系統的應對農業、農民和農村發展的根本問題。
彭真懷:另外就是從技術層面講，你剛才講的非常對，農村現在很獨立，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很低，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很差，這樣一些情況是從技術層面上看，包括科技的狀況，也是所謂的科技服務體系，人也走了，線也斷了，網也散了。水利建設大家都知道，今年我國水資源最富的西南地區出現了旱災，因為澇災是沿著一條線，是沿著河流走，而旱災是一大片。我們每年都在一號文件當中，把水利建設寫上一段，但是一場旱災把我們整個的集中問題都暴露出來，全國去年是3.98億畝土地的受災面積，有4008萬畝的土地完全絕收，我們損失糧食168億公斤，直接的經濟損失是388億元。這種問題直接暴露出農業基礎設施比較薄弱，農業還是靠天吃飯的傳統的耕種方式。
現在看起來，靠這種傳統的方式，一家一戶的分散的規模方式，第一沒有辦法適應我們加入到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我們面臨國際大市場的問題。因為現在整個國際上農產品市場的競爭，不是一個初級產品的競爭，而是一個產業體系的競爭。你沒有一個現代的產業體系就沒有辦法融入到國際大市場，千家萬戶的農戶面臨這樣一個大市場，只能是茫然失措，手足無措，不知道怎么辦是好。所以在發展農業問題上，就是怎么樣改變傳統的、獨立的、分散的、缺乏技術含量的、缺乏資本投入的傳統農業，主要是要靠現代的工商制度支持農業，進出到鄉下，進行適度的規模經營，帶去新鮮的空氣。
通過山東壽光和山東安丘等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非常好的狀況，他們的產品由于工商企業去帶動農戶，制定了300多個生產規程，按照標準化的方式生產有機的產品，這些產品被國際社會所接受，源源不斷的走向世界。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解決政策層面的問題，在產權制度上動真格的，下功夫。
同時在農業基礎層面上也要適度的引進工商資本，適度的規模經營，改變一家一戶的規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