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調適文化價值立場
對待文化資源和文化模式的認識和評價，應該堅持科學、公正的立場。科學、公正的立場也是人文知識分子本應該擁有的操守。面對全球文化交流、沖擊、融合的變局，科學、公正的文化價值立場更應當為人文知識分子大力倡導和強化。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中，舊的錯誤文化立場觀念又沉渣泛起，世界的和民族的文化建設都面臨新挑戰。
在對待文化資源和文化模式評價方面，歷來存在兩種不正確的極端立場，一種是文化中心主義，一種是文化相對主義。文化中心主義者往往將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信仰、價值觀、行為方式當作最好最優的標準，依此衡量和評價其他文化，因此敵視和懷疑另外的文化模式。文化中心主義最為典型的代表是“西方中心論”。“西方中心論”最早出現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的西方史學界，當時西方一些知識分子提出并宣揚，要通過西方文明實現對全世界進行整合。這一學術理念曾與亞當·斯密標榜的“重商的普遍共和國”原則相結合，后經跨國公司全球性經濟運作的發展，最終把資本主義看作一種能夠自行調節的、可持續發展和繁榮的穩定的世界體系。在這個世界體系中，中心地帶是控制世界金融和貿易市場運轉的霸權國家，而處于中間地帶和邊緣地帶的國家，由于自身經濟無法擺脫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制約，再加上國際傳播模式是從中心向邊緣滲透，因而不能不依賴中心地帶和核心國家，不能不在全球分工中，服從于中心地帶國家對全世界的全方位整合。這樣的世界體系理論警示我們，西方語境中的“全球化”，就是西方要資本主義化全球；如果完全受西方霸權主義控制，全球化也就是那些核心國家文化價值觀、消費品和生活方式的世界化過程。
當前努力推行西方強勢文化的核心國家，又制造了新的理論來為其文化戰略推行助陣，例如宣揚文化普遍主義、文化趨同論。這些新學說乍看起來頗為科學有理，因為文化全球化指日可待。但是，再認真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些新學說、新提法只不過是“西方中心論”舊瓶裝的新酒。普適文化應當是在平等交流和逐步融合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各民族文化精華而形成的新文明，應當是各文化模式差異中的同一，而絕不可以是西方文化的霸權文化。這是因為，各民族文化都有獨特的傳統和特色，在向外傳播和與異質文化的交流過程中，都遵從異中求優的路向演進，它們按照自身需要進行吐故納新，被納進的新文化因素經過結構質變，轉化民族文化形式，從而成為學習民族的文化新因子。世界文化的普適性，應是在這種轉變和升華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普遍的一致性。這種普遍的一致性，與時下文化趨同論和文化普遍主義者強行推行文化霸權和“普適文化”的原則，具有不同的本質。后者僅僅是一種文化中心主義的新的權力運作，也就是仰仗文化強勢，迫使他者就范于一種控制論模式操縱下的文化傳播體系中，從而實現“西方社會的使命”，即“在世界各地激勵政治制度和自由經濟的發展類同于西方、類似于西方的形象”。1時下西方文化產品充斥全球，足見新西方中心主義很能暢行。人們選用這些產品，它們便作為一種異質文化規范，重新定義各民族本土文化價值，使接受者悄然放棄未必都是過時的民族文化價值，弱化甚至淡忘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從而就范于“去區域化邏輯”、“向心邏輯”。所以，處于全球化時代的人文知識分子，應該冷靜剖析、認真批判種種的文化中心主義，不能助其為虐，掉入錯失文化價值公正立場的陷阱。
反對和批判文化中心主義，但也不能走向它的極端——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相對主義否認文化模式的任何評價和比較，認為一種文化模式都是特定環境下區域文化要素的有機組合，因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們之間沒有優劣之分。文化相對主義是反文化進步論者，在實踐中往往產生夜郎自大的封閉意識，排斥外來文化，反對文化交流，堅持保守的地方性，宣揚頑固片面的文化特殊主義。
文化究竟有沒有評比性，要看如何理解文化的內涵。英國思想家艾賽亞·伯林指出，文化是人的目標、價值觀和心目中的世界圖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理查德·施韋德認為，文化表現于各個自我監控的群體的言談、法律和日常習俗之中，“實際做法”是文化分析的依據。2據此可以推知，文化具有先進與落后優劣之分。可是，在現實社會之中，任何文化模式、區域文化確實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方式，如果用屬于自己的角度和方式來看，各種文化永遠不會是不合理的、錯誤的，只有引入他者的角度和方式，才能洞察本身的不足。因此“一種真正的文化、值得給予肯定評價的文化，是那種經得住外來批評的生活方式”。3因此，打破狹隘的民族意識、培養公正的人類意識，勇于開展文化交流，善于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為本民族文化不斷注入新的活力，才是正確的做法、正確的文化價值立場。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行為應當符合這個正確的方向，而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在全球化時代，正確的文化價值立場也就是公正的人類意識。公正的人類意識，首先要認可世界所有國家和民族應有的尊嚴和正當權利。立足于公正的人類意識，就應該把文化全球化作為人類公共價值體系的推行，而不是某一國家、某一文化的價值目標的實現。在文化價值觀上就是樹立一種對其他文明持寬容和分析的態度，以使自己的文化能從所有文明中發現更多的共識，不僅傳播這些共識，而且要幫助人們確立每個人都能從他者那里學到什么的意識。這就要求所有的民族努力清除歷史積淀下來的文化隔膜，并且要敢于對那些熱衷于把可以而且能夠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的利益沖突，轉化為文化沖突的極端狂熱分子進行抵制和斗爭。這種公正的人類意識和神圣的責任感，體現了對自己的民族和整個人類的高度負責的良知。在全球化時代，特別需要普遍樹立和弘揚這種人類意識和社會良知，人文知識分子應該為此項事業“創榛辟莽，前驅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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