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鐘玉明郭奔勝季明
收入提高，在社會上獲得尊重，并不能減輕新的壓力。年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對上海、廣州、南京等城市知識分子群體的調研中發現，近幾年來，知識分子的經濟生活滿意度和政治生活滿意度逐步提升，同時在思想認同、學術追求、生活心態上展示出清晰的分化軌跡：
年輕的知識分子比年長知識分子激進，社科類知識分子比理工科類知識分子活躍，“海歸”知識分子比本土知識分子主張自由。
群體心態的復雜變化，反映在知識分子群體的社會形象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經濟收入提升較快
有關個人所得稅改革中，稅務部門把高校列為重點監控的高收入人群，一下子把知識分子的經濟狀態問題擺到了顯要位置。事實也證明，知識分子群體的整體經濟狀況提升較快，他們總體上是改革的受益者。
記者在上海、廣州、南京三城市采訪了解到，目前三地高校教授年收入一般在7萬～10萬元之間，講師月收入3000元左右。加上外出講課、出書、課題項目經費等其他經濟來源，接受采訪的不少教師認為：“現在的收入基本能維持比較體面的生活。”
一項由南京大學所做的抽樣調查顯示，2000年到2003年南京市知識分子平均年收入增幅達到31%。上海市社科院的調查表明，當2000年上海從業人員的平均月收入為1500元時，近40%的知識分子平均月收入已經超過6000元。
對此，南京大學風險與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說，我國已經告別“腦體倒掛”時代，知識分子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改革政策的典型受益者。
除了收入的增長外，由于我國近十年來不斷加大對教育、科研的投入，知識分子的科研環境和生活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盧大儒教授感慨地說，今天自己可以在世界一流的實驗室潛心科研，可以方便地出國與國際同行交流學科前沿最新動態，可以從狹小的筒子樓搬到明亮寬敞的教師公寓生活，這樣的變化發生在十年內真是不可思議。
迄今為止，知識分子群體的社會地位仍處于上升階段，整個社會對知識分子群體投來羨慕的眼光。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的研究顯示，包括律師、醫生、大學教授、記者、工程師等在內的知識分子群體的職業聲望在上海處于中上水平，僅次于國家機關、黨群組織及企事業單位的管理者。接受采訪的知識分子普遍反映，如今再向別人介紹自己的身份時，已經沒有人會以過去“清貧、清苦、清高”的形象加以嘲笑。他們樂觀地認為，隨著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的大力推進，知識分子的作用和地位還會進一步得到提升。
學術價值取向呈現多元
城市知識分子最主要的活動載體是學術。從三地調研情況看，知識分子群體的學術價值取向已經出現了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在知識分子群體內部，流行著自我劃分的說法，接受采訪的10位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在他們之中主要有四類人：“學院派”、“國策派”、“公共派”、“涉外派”。
“學院派”以純學術為主要追求、不過多表達政治主張，這類人在知識分子中所占比例最大。“國策派”為政府和企業所認可，有途徑參與各級政治經濟決策，社會影響力很大，但在學者中評價不高。“公共派”喜歡介入社會重大事務或民間事務，主要通過體制外渠道發揮影響。“涉外派”則具有濃厚海外學術背景，科研課題和經費基本來自國外，科研成果一般也在國外發表。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顧云深教授認為自己屬于典型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平時關心政治和社會公共事務但不熱心參與，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學術研究和行政職務上。對于自己每年近10萬元的收入，他表示相當滿意。記者了解到，“學院派”占據當今知識分子群體的主流，尤其在理工醫農等自然科學學者中，他們在政治表達上更習慣于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在沿海發達城市，聘請專家作為決策的“高參”，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普遍行為。這些被政府和企業倚重、與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關系密切的學者們也就成為其他知識分子眼中的“國策派”。記者在三地采訪中發現，許多學者的名片上都印有“政府決策咨詢專家”、“獨立董事”之類頭銜。
談起“國策派”，一些知識分子們頗不以為然，認為有不少“國策派”所追求的是權力而不是學術，評價標準是行政長官和企業老板的好惡而不是學術價值的高低，喪失了學術的獨立性。在一些科研機構，內部評選科研獎項時，規定凡有“領導批示”的，自然當選。在上海、廣州高校，學術圈子中廣泛流傳這樣一個笑話：某省社科院規定，論文凡有中央、省領導批示的，可評為科研一等獎和二等獎。某研究人員的一篇論文被中央領導批示為“胡說八道”，這名學者拿著該批示向單位要求一等獎，單位無奈之下，給了個二等獎了事。
也有人對記者說，相當大部分教師在“學院派”和“國策派”之間來回搖擺：既渴望通過“純學術研究”獲得學術地位，因為這是安身立命之本；又渴望通過“獻計獻策”獲取社會資源和社會聲望。不少人根據自己不同的環境和價值觀，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在兩者之間作“黃金分割”，每年做一個“學院”課題做兩個“國策”課題，或者做兩個“學院”課題再做一個“國策”課題。許多人因為力圖“魚和熊掌兼得”而嚴重透支生命。
部分知識分子經常直接介入社會重大事務或民間事務，他們通常站在“公共利益”角度，來關注甚至批判現實政策，觀點和主張主要通過市場化媒體和網絡表達，被稱作“公共派”。在廣州、南京等地，記者發現已有知識分子通過成立民間組織直接為弱勢群體服務和實施維權行動。這些知識分子在一些底層人群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號召力。
上海、廣州和南京地處我國國際化程度較高的沿海地區，三地學者與境外學術機構關系日益密切，出現了一批主要以接受境外基金資助、承擔境外研究中國課題為主要學術活動內容的“涉外派”知識分子。他們往往是各自學科領域的高層次人才，有著海外教育背景或持有綠卡。這是我國一個十分特殊的領域：高校、科研院所作為國有單位，屬于典型的“體制內”機構，但相當多業務骨干甚至主要負責人持綠卡或者外國護照，一邊享受“體制內”高薪，一邊接受“體制外”資助。
在自然科學方面，境外資助的項目常常從其所在國的需要出發，如基因研究，如外國新藥在中國臨床試驗等。在社會科學方面，資助項目傾向于有關人權、腐敗、司法公正、艾滋病、同性戀、環保等課題，對課題進度有嚴格的監督控制制度以確保其向自己需要的方向發展，最終的學術成果也往往在境外發表。
因此，一些“涉外派”知識分子是外國人眼中的所謂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的研究成果通常被境外看作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主流觀點”。由于所在單位考核只要求在“核心期刊”的成果，對境內境外沒有特別要求，因此，一些研究人員多年沒有在國內發表像樣的論文，更不用說專著了，國內一般只知道某某人是某領域的“著名專家”，從大眾媒體上看到他們發表的片言只語，完整讀過其作品的不多。
閱讀與表達均呈選擇性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上海、廣州、南京三城市調查發現，隨著社會轉型和思想的多元化發展，高校的青年教師、自由職業知識分子和在非公企業供職的專業技術人員，“選擇性閱讀”、“選擇性表達”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對“你最喜歡什么樣的報紙刊物和電視節目”的提問，復旦大學國際政治與公共關系學院常務副院長林尚立的回答是“社會主流媒體”。他認為，在不少知識分子看來，現在實際上出現了兩種主流媒體：一種是以主流意識形態為特征的媒體，叫做“意識形態主流媒體”；另一種是以多元思想為特征的新興媒體，突出的是新聞性和批判性，叫做“社會主流媒體”或“新興主流媒體”。值得注意的一個變化是，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意識形態主流媒體”的閱讀人數在下降，而“新興主流媒體”的閱讀量在增加。
林尚立等學者認為，部分知識分子出現的“選擇性閱讀”傾向表明，我們黨和政府與知識分子的溝通方式急需進行創新，應重視知識分子喜歡平等的、互動的、探討式的交流或溝通的特點。
表達是知識分子的天性，特別在社會轉型、矛盾交織和各種思想激蕩的特殊時期，知識分子對群體利益、公共政策、黨委政府的施政行為尤其關注。上海、廣州、南京三城市社科院2004年“社會群體專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各群體中，知識分子群體對“民主法制建設”和“輿論監督”兩個選項的關注度要遠遠高出其他群體。上海受訪的50名知識分子中，有45人認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推進民主法制建設，防止權力濫用和社會秩序失范。
在回答“你通常用什么方式表達自己觀點”的問卷時，三城市受訪知識分子普遍選擇網絡，大大高于“寫報刊文章、出書、演講”等選項。
記者在對三城市的社科類研究人員、高校文科教師和律師等自由職業群體走訪調查時發現，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對“網絡表達”有非常強的依賴性。廣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自由職業知識分子向記者說，他每年都要發表近百篇“網絡評論”，大多數是評論時政的，許多文章上了各大網站的言論欄目頭條，點擊率和轉載率都非常高，自己還被一些網站聘為“五星級”評論家。
這位網絡作者說，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網絡給了自己非常大的思想空間，有一種強烈的滿足感。他還認為，不少知識分子由于反感報刊雜志、著書立說上的“有限表達”，轉而利用“網絡表達”來充分展示自己的看法。
不同群體心態日趨復雜
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學術取向造成了不同的心態。《瞭望新聞周刊》調查發現，上海、廣州、南京城市部分知識分子內部的分化軌跡日漸明顯。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海歸”正在成為當地知識分子群體新的骨干。以上海為例，過去三年間僅通過政府引進就招聘了１萬名海外留學歸國人員，更多的“海歸”通過自由選擇落戶到三地企業、科研院所和各類社會組織。
“海歸派”知識分子的學歷和教育水平相當高，但其中一些人對國情的了解并不充分，存在將種種問題簡單化的傾向。而且與過去的“海歸”不同，現在的“海歸”對自身前途利益的考慮更多。
另一方面，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正在快速填充到社會群體中，并隨著高校擴招后大學生數量的擴張而呈加速態勢。他們面臨著沉重的經濟壓力和空前的學術競爭壓力。這些“新興知識分子群體”在學術背景、培養方式、思想認同上，與以往傳統知識分子群體大相徑庭，其心態更加復雜。
可以說在改革前期，知識分子主要是“獲利者”。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化，知識分子的利益也開始受到觸動，他們中一些人也變成了“改革的代價”。企業全員勞動合同制全面實施、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全面啟動，除學校等少數機構，科研院所“斷奶”，知識分子呈現“全民下海”局面。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海龜”與“土鱉”、“新人”與“老人”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殘酷，“解聘”、“落聘、“低聘”、“減薪”、“發不出工資”等等字眼，也漸漸出現在知識分子當中。
穩定的經濟生活中隱藏著不穩定的思想狀況，這是三城市知識分子群體的突出表現。
針對知識分子群體出現的心態變化和不安傾向，長期跟蹤知識分子變化的上海市社科院副研究員陸曉文建議：知識分子政策應該著重發展新的利益引導機制，黨委和政府應從改善從業環境、解決實際問題、擴大社會影響等方面，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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