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文化建設與知識分子的使命
——全球化與人文知識分子的角色自覺
本文從全球化大局著眼，論及當代人文知識分子應重新反思社會角色意識，把握經濟文化全球化緣由和實質，調適社會文化價值立場，培養全球化時代精神氣質，從而擔當起先進文化建設的使命。(Keeping the globalization in min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human intellectuals should reflect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of social role of themselves, and should grasp the cause and essenc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uit well the standpoint of cultural values, build up the spirits of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ake on the mission of advanced culture construction.)
點擊關鍵詞：全球化 文化 人文知識分子(Globalization Human intellectual Culture construction)
作為社會的人，每個個體都具有某種社會身份，即在享有一定權利的同時，履行應有的義務與社會職責。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德形象地將之稱為扮演社會角色。要想成功地扮演社會角色，人們就必須對自己的角色規范（即社會期望）進行到位的領悟和實踐，也就是要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做到角色自覺。面對時下全球化浪潮，作為社會價值、意義體系的構建和先行者，作為思想文化的生產和傳播者，人文知識分子應該重新進行自我反思，更好地擔當自己的社會角色。
一、 審視經濟的和文化的全球化局勢
自從商品經濟體制在西方形成，世界就逐步走向全球化。伴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精神生產和文化傳播也沖破民族國家的界限，日益具有世界意義。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而“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1馬克思恩格斯這些經典話語深刻闡明了近現代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及其必然性。
在當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在日新月異的高新科技發展的助動下，經濟全球化趨勢更加彰顯。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系，各民族的互相往來更加頻繁，互相依賴不斷加深，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明資源趨于共享。尤其是當代交通和通訊手段的迅速改進，例如信息和圖像的數字化、衛星廣播和遠程電話系統、新電纜和光纖技術以及計算機與通訊網絡的聯合，使文化的交流和傳播在更大范圍、更多領域、以更快的方式得以實現，全球文化的形成有了厚實的客觀基礎。正如美國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所說：“信息高速公路將打破國界，并可能推動一種世界文化的發展，或至少推動一種文化活動、文化價值的共享。”1
文化流動與交融本是文化的特性，全球化推動和加快了這種流動和交融，文化全球化已是大勢所趨。但是，由于區域經濟實力不均衡，文化載體存在水平差異，區域文化出現強勢和弱勢之分，文化流動沿著由前者向后者的軌跡，文化的權力邏輯利于強勢文化。在當今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明顯具有優勢。借助這種有利趨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力推行利己主義的文化戰略，企圖建立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霸權。
對于借助全球化大勢推行文化霸權戰略和圖謀政治利益，一些西方政界要員包括一些兼有學者身份的人從不諱言。“全球化社會”一詞的首創者、曾任美國卡特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就曾指出，世界將走向全球化社會，形成新的社會模式——“地球村模式”，地球村模式將作為標本被所有社會所模仿。緊接著他明確宣告，“美國在60年代就成功體現了全球化社會，在歷史上第一個接近全球化社會和地球村平臺的國家是美國”，而“在東方國家只存在著一種使人感到無聊和煩惱的文化，所以美國代表了惟一行得通的人類演變的模式”。布熱津斯基公開動員美國施展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政治策略，“今后我們應該通過網絡外交的方式來實現炮艦外交和實力外交不能實現的目的。”2布熱津斯基坦言，從20世紀后期以來美國就在積極推行全球戰略，這一戰略的實質就是由美國按照美國模式對全球進行新的整合，即實現他們所謂的人類社會的新秩序，而推行這一戰略的武器，是利用他們“西方先進文明（文化）”在全球的暢行。無獨有偶，美國著名外交理論專家、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于1993年夏季著文《文明的沖突》提出，從冷戰結束以后，國際舞臺上的沖突將不再以意識形態為界限展開，而主要體現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斗爭。他把當今世界存在的文化模式重新進行劃分，指出現有的七、八種文明之間的沖突與合作構成了國際關系的局勢，這些文明是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亨廷頓還強調說，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戰，而令他特別擔心的是伊斯蘭文明和儒教（中華）文明可能聯合起來，對西方文明構成最嚴重的挑戰。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亨廷頓為美國推行新霸權提供了理論根據，他自己也承認他的那篇文章“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沖突由于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1如果我們反觀當前世界風云變局，絕不難看透強勢文化所包涵的現實政治意圖。這種險惡意圖，不能不觸動人文知識分子的心靈，也就不能不引起良知的冷眼分析和著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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