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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著名學者安東尼·吉登斯談哥本哈根會議
必須改變工業化世界的生活方式
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如同一團亂麻,錯綜復雜,利益交織。在一場場針鋒相對和一份份承諾聲明背后,氣候政治的核心何在?哥本哈根之后我們應該怎么做?
記者為此專訪了剛剛出版了新著《氣候變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的英國著名學者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吉登斯教授不但是英國最知名的社會學學者之一,也被認為是當代對社會學領域貢獻最大的學者之一。他長期在劍橋大學任教,1997年至2003年擔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其間也是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的政策顧問,是英國上議院議員,布萊爾的施政綱領“第三條道路”即是由吉登斯最早提出的。
看行動,不要看承諾
記者:能談談你觀察的哥本哈根會議嗎?在一場場談判背后,最重要的觀察點何在?
吉登斯:在過去的幾周里,關于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而且大部分主題都是關于達成“氣候變化協議”的可能性。事實上,不論在哥本哈根能否達成協議或達成什么樣的協議,更艱苦的工作還在后頭。
在現在這個時候,重中之重其實不應該是“什么”——會達成什么樣的協議,而更應該是“怎樣”——我們該怎樣做。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婦女爭取投票權時,曾提出一句著名的口號:“要行動,不要承諾!”它也應該成為今天我們制訂氣候變化政策時的指導原則。
記者:能具體談談“行動”指什么嗎?
吉登斯:如果我們遵循這句口號觀察行動而非承諾的話,現實世界就顯得不那么美好了。
首先,被認為應該率先承擔大規模減排溫室氣體責任的發達國家,大部分在實現《京都議定書》減排目標方面進展有限。只有一小批國家取得了顯著成效,比如瑞典、丹麥和德國。但如果更仔細地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它們迄今為止取得的成績并非來自積極的氣候變化政策。瑞典和丹麥是為了應對20世紀70年代末的石油危機才引進了新能源技術。德國在風力開發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新能源在其能源大盤里只占了7%。
因此即使是“成功”的國家也需要調整政策方向。
更讓人擔憂的是,還有一長串國家在減排方面幾無建樹,有些國家的排放量甚至還增加了。在歐洲,人們常常提到的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臘。歐洲以外,還有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當然還有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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