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下午，在教育部舉行的2006年第18次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問：最近報道說，廣州地稅局從9月開始要求廣州各個教育機構收取的擇校費和贊助費，將會按照文化事業費征收3％的營業稅，這個問題教育部的態度是什么？會不會在具體的操作上跟國家稅務總局進行溝通？
教育部有關官員回應：關于擇校費收稅的政策，為什么收稅？我想你也應該問稅務部門。屬于亂收費、違規收費的，這個應該在收稅之列。
按照“可稅性”理論，任何一項收益都可以課稅（公益性收益可以免稅）。對于是否亂收費，是否違規違法收益，并不嚴格區分，因為稅務機關確實缺少對于合法還是非法收入的界定能力。這就是說，一項收入，可能不合法、不合規，也不妨對此收稅，并不因為征了稅，非法收入就成為合法收入。一旦能夠證明是非法收入，照樣還會有其他的處理辦法。稅務機關不知道這些收費是否合法，對此課稅，教育部門難道也不知道其是否合法合規？既然知道不合法不合規，為什么不予以取締，反而要求課稅？難道課稅是解決非法違規收費的最好辦法？
我猜測，這位官員可能把廣州對擇校費和贊助費課稅，看成行為稅了。行為稅有一特點，是通過課稅，達到寓禁于征的目的。就是說，政府并不贊同這種行為，但是政府不是通過行政的或者法律的方法予以制止，而是通過經濟的方法，即通過課稅的方法，減少它的收益，來抑制這種行為。但是，擇校費和贊助費的稅收，顯然不是行為稅。而且，擇校費和贊助費彈性極小，根本不可能通過課稅，來達到寓禁于征的目的。因為你加多少稅，它會把這些稅收原原本本轉嫁給學生家長，學校不損失什么，稅收的最后歸宿是家長，真正受損失的還是家長。你能夠通過這種方式，達到抑制的效果嗎？因此，對于教育部門來說，取締、制止，才是最為可取的辦法。
自然，征稅自有征稅的道理。換一種說法是，學校違規，財政收入得益。因為學校越是亂收的多，稅收也越多。如此，學校的亂收費與政府的多收稅捆綁到了一起，只是這種財政收入，定然是一種不道德的收入。
說到可稅性理論，忍不住還要說點題外話。如果嚴格按照凡是收益都應課稅的原則，那么，首先一個問題就是一些官員大量的紅包收入和貪污受賄收入。這可是實實在在的收入，是所得稅的對象啊！貪官被逮起來后，都有大量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財產。這巨額的收入和財產，誰納過稅？如果按照逃稅懲處，僅此一項恐怕就吃不了兜著走。顯然，有收益就得納稅的原則，被選擇性地使用了。（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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