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有啥想法、作啥決策，事先多和村民們聊聊；村民有啥意見和看法，也希望多和干部說說。雙方遇到問題，如果能坐到一起議一議，很多時候氣順了、理通了，事情也就好辦了。在江蘇省泰州市，雙方就找到了一個溝通平臺，各種民主議事會目前已在泰州農村有秩序地開了起來。
民主議事，村里大事請村民作主
２月１０日上午，泰州興化市昭陽鎮嚴家村８個組３９位村民代表，或騎車、或步行，三三兩兩，聊著春節里的開心事，陸續來到“村民主議事室”。
每位村民代表拿到一份《昭陽鎮嚴家村村務公開明白紙》，上面列出２００５年村里的收入明細賬、支出明細賬等共９項。
代表們拿著“明白紙”相互咨詢、討論著，村干部穿行在人群中倒水，并對村民提出的疑問進行解釋。
３０歲的村民代表徐增明說，早些年的村財務是一筆糊涂賬，現在不僅村務公開了，還當面向群眾解釋。“村干部精簡后，要依靠村民代表幫助他們做工作，請我們來議事，就是希望與我們溝通后得到支持。”
見村民們對村財務沒意見，會議開始討論如何實施“三清工程”，即清潔水源、清潔家園、清潔田園，這也是泰州市今年準備為農民辦的一件大事。這一話題引起村民代表的共同關注，因為興化位于蘇北里下河地區腹部，河流縱橫，年年滋生的水花生，不僅阻塞河道、污染水源，還嚴重影響了當地農業的發展，雖經多次整治仍無濟于事，讓村民們感到頭疼。
“用藥打！”５組村民代表劉廣友說：“我以前試過，肯定有效，藥水市場上就有賣。但是以前把我自己那片水面的水花生清除后，又從其他地方飄過來了，所以要大家一起來清除。”
“對，不能只靠幾個人，水花生已經是公害了，必須大家一起來治理，要責任到人。”“還要建立獎懲制，小河小溝一定要攤到人頭。”“以河養河，誰承包誰治理。”“還有組與組之間、村與村之間河道的清理，需要領導干部協調”……
代表們七嘴八舌，各抒己見，這讓嚴家村副支書葛征宗很興奮：“大家都希望杜絕水花生，我們就好辦了。在承包的問題上，具體什么方式可以探討，不同類型河道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但都要保證河道沒有水花生。這筆費用由村里支出，對大家都是好事……”
村民代表們紛紛舉手支持這項被村干部稱為發動又一場“人民戰爭”的決議。６３歲的代表葛友生說：“和水花生拼了這么多年，看來今年有指望贏它了。”村民代表回家后，還要對周圍的村民解釋宣傳。嚴家村村委會主任蔡志庭說：“很多事情經過民主議事后，的確比以前好辦多了。”
村情發言人，讓村民知情、監督
興化的“基層民主議事活動”已在６１４個行政村開展３年多了，每個村基本上每月都要議一次，而在整個泰州地區，農村的基層民主議事活動以不同的形式開展著。如姜堰市姜堰鎮城北村實行的就是“村情發言人制度”。
城北村位于姜堰市城郊接合部，是姜堰鎮村情最復雜、工作量最大的行政村。２００３年４月，城北村開始探索“村情發言人”制度。凡是與村民利益關系密切的事項，如農村建設規劃、基礎設施建設、村集體經濟項目立項承包、征用土地補償分配等，都要召開村民會議或黨員代表、村民代表會議，村干部作為“村情發言人”作情況介紹，并對村民的提問和質詢當場予以解釋和答復，８０％以上的與會村民表決同意后，村務大事方可通過實施。
２月９日上午，城北村村委會副主任刁愛紅進行新年后的第一次“村情發言”。由于拓寬道路，城北村村部辦公樓已在春節前被拆除大半，現僅剩一棟破舊的二層樓，也面臨拆除。村里決定重建辦公樓，要征用１３組的土地，所以召集了十多個村民代表一起議一議－－大樓怎么建？補償款怎么用？
“我同意建村部大樓，這是我們村的形象，作為姜堰市的北大門，如果村里連個辦公大樓都沒有，我們也覺得臉上無光。”５７歲的村民代表葛有紅說：“希望村部大樓建成后，把一、二樓全部搞成門面房，帶動三產，這樣還能解決部分村民的就業問題。”
葛有紅的意見得到了其他村民代表的響應，因為城北村已經幾乎沒有農田了。代表們表示，他們也不要土地補償款了，希望能作為對村部大樓的投資。最后表決時，所有村民代表都舉手贊成。
刁愛紅說：“沒想到今天這么順利，更沒想到村民們愿意把補償款作為一項投資，他們考慮得比我們還遠。”當然，刁愛紅表示，村部大樓具體怎么建還有待進一步討論，其他村民是否同意當天的方案，也有待代表們回去收集反饋。
“村情發言人”受到了當地干部群眾的歡迎，因為這一制度使得干群之間在平等交流、共同決策的過程中，化解了許多矛盾和問題。
村民自治，干部好壞由村民評說
泰興市溪橋鎮南殷村原來是一個矛盾糾紛多、越級上訪多、打架斗毆多的“亂子村”，推行村民自治后，已成為“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
按照每１０－１５戶推選一名村民代表的要求，南殷村２００３年建立了由６４名村民代表參加的民主議事會，對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均由民主議事會討論，按大多數人的意愿作出決策。“村里的重大事項，村民代表議，村民代表定；村干部盡職不盡職，也由村民代表評說。”村支部書記殷建成說，“這就是南殷村的村民自治模式”。村干部每半年向村民代表述職一次，滿意率、基本滿意率低于５０％的，要說明情況或引咎辭職。
財務混亂，透明度不高，是引起農村干群關系對立的重要因素。以前南殷村的村干部買辦公用品都是自己直接買，拿來報賬就行了。村民自治后，所有辦公和其他物品，必須由５人理財小組審核，該買的，村民代表簽字后，再由村支書簽字，方能報賬，并上賬務公開欄接受全體村民的監督。
７５歲的殷國旗是南殷村１１組村民，１９８６年從常州技術師范學院退休，也算南殷村的一個“老學究”了，他說：“村民自治以前的干部是‘混混’干部，都想撈一點、貪一點，村民能滿意嗎？我思想比較活躍，也經常發點牢騷，遇到村干部就要給他們提意見，但村干部肯定是頂撞過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搞得我一肚子氣。現在好了，干部是我們自己選出來的，大事小事求個公平公正和公開，而且說話還要公道，聽多數村民的意見，干部開始尋求群眾支持，依靠群眾做工作了，我這氣也就順了。”
泰州市委書記朱龍生說，群眾積極參與農村的各種民主議事活動，改變了以前一些領導干部“拍腦袋、拍大腿、拍胸脯”式的簡單決策。“沒有群眾的支持，一切決策都無法落實；好的決策，也只有得到群眾的支持，才能真正實施”。(“新華視點”記者 朱旭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