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在這個吸引了中國乃至世界眼光的“十一五”規劃里，尤為引人矚目的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提法的出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胡錦濤主席用這短短20個字概括出它的內涵。為了給我們的讀者一個更詳細、更深入的新農村的印象，我們請來了農村問題研究專家溫鐵軍為讀者解讀他眼中的新農村。
建設新農村的指導思想，新在何處？
溫鐵軍：在我看來，建設新農村這一指導思想是統管三農工作全局的指導思想，它包含著幾個值得我們注意的要點。
第一就是改變了過去的單純經濟觀點。我們黨執政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問題。以前一段時間發展上有很大的成績，但也存在著單純以GDP掩蓋其他的問題。之所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統管全局的，就在于它改變了單純以經濟作為衡量標準的傾向，強調了執政黨新的執政理念——構建和諧社會。所以首先應該強調端正指導思想，改變過去單純追求GDP的觀念，要注重綜合發展。綜合發展就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的發展，而不是單兵突進，不是單一的發展。第二，改變了過去單純地、片面地強調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觀念。人們習慣地以為農村衰落是正常的，因為城市化了，農村如果不衰落城市化怎么能加快呢？人們以為農民離農、城市化加快，農村問題就解決了。其實不對。我們一方面應該加快城市化，但另外一方面不要簡單地以為只要加快城市化，一切問題就都能解決，而是同時要注重農村建設。這是重大歷史任務，不可偏廢。所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針對以往片面地、簡單地強調加快城市化而提出的一種新提法。它是有著相當積極意義的。第三，更需要重視的是，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如何讓廣大農民參與進來，如何讓農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得到實惠、得到好處。這和以往的強調項目、以為上項目就是發展區別開來。其實人的發展，特別是農民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剛才說農村的發展和城市的發展不可偏廢，接著應當看到農村建設中最主要的是農民。只有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真正讓農民參與進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才落到了實處。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建設新農村？
溫鐵軍：問題就在這里。我的導師杜潤生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許多政府部門都在強調增加農業投入的時候，就提出一個比較另類的觀點：千投入、萬投入，不如調動一個農民積極性的投入。這一點我至今記憶猶新。怎么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怎么才能以農民為主體，而不是以政府為主體？所以我才說，該放開的應該放開，該讓農民進入的得讓農民進入。怎么進入呢？單家小農戶進入不了，2億4千萬小農戶、8億農民進入不了。一定是農民組織起來才能進入。因此最近這幾年，中央的一號文件反復強調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加強農民的組織，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等等。尤其是十六屆五中全會以后，一些以前我們討論的障礙不存在了。明年全國人大將審議出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將進一步有利于農民組織起來。這樣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應該幫助農民組織起來，讓他們把過去8億農民2億農戶這樣過于細小規模的生產方式提高到有一定組織規模的生產方式，它才能夠和現代要素對接，比如說現代金融。現代金融是不可能對兩億農戶提供信用服務的。農民這頭做不到，銀行那頭也做不到。
另外，如果農村中形不成必要的組織，中央的政策，特別是惠農的投入政策，也很難落實到位。因為不可能同時給予兩億農戶資助，它太分散。只有當農民組織起來了，惠農政策才能有對接的載體。
而且，隨著每年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村如果剩下的都是老人、婦女和孩子，想加強建設，怎么辦呢？所以我們強調應該加強農村中各種各樣有利于和諧社會的組織建設：老年人應該組織老年協會，婦女應該組織婦女協會，生產上應該組織農民合作社，金融上應該開展互助組織。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做的事情。工作量非常大。困難很大。
中央方面，針對建設新農村，在體制上會有什么變革？
溫鐵軍：在國家財政能力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現在中央已經提出，要把財政新增的開支主要用于縣與鄉農村基層，不斷擴大對農村公共品的投入，重點解決公共品的不足：教育、醫療、養老等等。
以教育為例，國家要統一在2007年以前全部解決教育問題。去年開始，國家已經承擔了全部592個國家級貧困縣的農村教育開支。700多個省級貧困縣（的農村教育開支）由省級承擔。這已經解決了將近1300個縣的農村教育問題。剩下的900多個縣的教育問題會在2007年以前全部得到解決。
李昌平提出的“七頂八頂大蓋帽管一頂破草帽”的現象，是政治體制方面上層建筑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的表現。我們怎么能夠使上層建筑適應農村生產力，這是目前很少被人們認真討論的事情，而都是一門心思地以為我們可以仿照西方現代的上層建筑來安排農村的上層建筑。但是那可以嗎？做得到嗎？今天一系列問題的發生，不是別的，就是因為忽視了農村生產力的現實。溫家寶總理在2003年就任總理時就已經明確表示了：農業稅的改革不是一般的調整稅率關系，更主要的是改變那些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筑中的某些環節。那就指的是現在的上層建筑不適應地方的情況。這些都是綜合配套改革的內容。指導思想是很清楚的。
從現在的農村過渡到新農村，困難在哪？
溫鐵軍：當前之所以局面比較復雜，各種各樣的困難、矛盾層出不窮，就在于以往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很難調整。這個調整的主體是誰？是條條系統和塊塊系統。所以在最近的許多討論中我都強調，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不是中央的指導思想不明確，而是條塊分割、尾大不掉，而是中央的精神在這種復雜利益關系中難以落實。還是個落實問題。落實問題的背景又是復雜利益關系。現在困難在哪呢？第一是在政府。很多地方政府的態度是既不愿意接受，又不敢公開反對。其實很多人找各種借口，甚至從反面去曲解中央的政策，我不敢說百 分之百，但大部分出現這種情況的地方都有問題。很多地方這些年存在著和中央政策不吻合、甚至是相反的地方，或者是腐敗的問題，所以才擔心農民一旦形成了一種組織，提高了談判地位，這些問題會暴露出來。第二大困難就是盲目迷信市場所導致的市場交易成本太高。發達國家哪一個是靠市場手段解決弱勢農業的發展和穩定問題的呢？沒有一個完全是靠市場的。我們卻以為只要在農村全面推行市場化就解決問題了。錯了。這些年涉農的購銷領域基本上已經市場化了。本來是高度分散的小農戶，他的某一種商品需求或者銷售需求規模很小；而大量的個體私營小商販是必須獲得利潤的，他們獲得的利潤的總量越大，農民得到的就越少。比如說，中央給農民免稅四百多億，結果光購銷領域中農民多支付的購買生產資料的費用就是四百多億，超過了中央給的好處。市場經濟本身是有效的，恰恰是農民的高度分散性導致了交易成本過大。怎么解決呢？還是要靠農民組織起來進入購銷領域，政府給予扶持。一百戶、兩百戶的農民合作社，他們統一到廠家以出廠價購買生產資料，要比從私商那里購買便宜百分之三四十。價格低了，農民就省錢了，省錢就等于掙錢。另一個問題就是金融的問題。農民如果不能組織起來形成資金的互助，國家的銀行也好、私人的銀行也好，都無法對小農提供服務。這是歷史上、國際上都已經證明了的。我們只不過是拘泥于某些意識形態，不愿意承認這些東西。所以國家要有意識地對組織起來的農民合作社在購銷領域、金融領域、保險領域放開，鼓勵他們進入，并且給予必要的扶持。所以，我認同現在黨中央強調的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前進中發生的問題。深化改革改什么？就要改利益結構問題。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財產及其收益分配關系的重新調整，也就是經濟基礎的調整。
從現在的農村過渡到新農村，首要的是什么？
溫鐵軍：第一步我覺得應該是各級黨委政府按照中央的精神，轉變觀念，放棄單純追求GDP，放棄以招商引資論英雄。在農民中間宣傳誰發家誰英雄，在政府干部中間宣傳誰招商引資誰英雄，這就麻煩了。應該自上而下命令，不能再強調招商引資了，那是有問題的。（記者 陳玉潔）
溫鐵軍，男，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兼職擔任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理事長兼院長、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農業部農研中心特聘專家等。
1983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95-99年，在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院和經管學院在職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經歷過11年工農兵生活，有11年農村試驗區調研經驗；曾先后赴美國密執安大學社會調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銀行以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
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包括：國情與增長、農村產權問題、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發展、農村政治體制與稅費改革、農業的穩定性等問題。主要著述有：《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解構現代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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