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部門日前發布了兩個“定價成本監審辦法”(征求意見稿)，一個是《物業服務定價成本監審辦法(試行)》，另一個是《客運出租汽車運營定價成本監審辦法》，其中都有一條規定——限定員工工資：小區物業人員人均工資最高不得超過當地社會職工平均工資的1.2倍；出租汽車企業員工工資最高不得超過當地社會平均職工工資的1.2倍。
不同于最低工資限令，最高工資限令甫一面世，即引來眾說紛紜。叫好者有之，駁斥者有之，冷言冷語者有之，以下即為部分摘錄。
為什么限薪
《中華工商時報》援引財政部綜合司司長王保安的話說，從今年7月1日開始計算的工資改革原則為“限高、穩中、托低”。具體做法為：第一是限高，設定上中等收入的政策范圍，收入超過平均線的要削弱；第二是穩中，即中間的收入層次者工資水平可以繼續保持，也可以適當增加；第三就是托低，即要用三年時間提高低工資收入人群收入，使其達到平均水平。王保安強調，此次工資制度改革，并不是簡單增加工資，而是重在規范。除此之外，在加大財政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穩定中，還將完善企業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加強對居民收入水平的調節。
《河北經濟日報》發表時評認為，對壟斷行業的工資增幅作出限制，可以使他們的工資逐漸回歸正常水平，減少社會不公，也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因為壟斷行業或者企業的所有者是國家。他們通過壟斷行為獲取了超過一般行業的利潤，這些壟斷利潤除了上繳財政稅收的部分以外，大部分形成了這些部門工作者的較高收入。通過高工資消化超額利潤，實際上是在變相剝奪國家利益。此外壟斷行業需要支付高工資，就會提高價格，從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限制壟斷行業的工資漲幅，可以防止國有資產“合法”地流失，也能降低壟斷產品的市場價格。
《法制晚報》刊載文章認為，出租車行業基本依托于行政部門授予它的特許經營資格。這種帶有相對壟斷性質的企業，在提高運營價格時應當實行聽證會制度。可近年來包括出租車在內的類似漲價，在向聽證會出具的運營成本中，很多成了聽證代表各執一詞的糊涂賬。因此，此次出臺的“監審辦法”，與其說是政府在對企業“限制工資”，倒不如說是在限制資源壟斷型企業“沒譜兒”的漲價理由。
能不能限薪
《工人日報》發表文章指出，“工資總額”歷來就有水分，許多發到個人口袋的錢并不在“工資總額”之內，類似問題不僅壟斷行業有，其他只要有錢可發的單位(包括某些國家機關)都有，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即使限制了“工資性收入”，其他收入限不限呢？但其他收入有多少，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稱，壟斷行業職工與非壟斷行業職工收入形成巨大差距并非一日之寒。然而令人吃驚的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勞動部門要求對壟斷行業進行限薪，自己卻說不清楚哪些行業是壟斷行業。即便對于公認的壟斷行業，比如水電煤氣和金融保險業，各地勞動局在接受采訪時也態度遲疑，不愿作明確表態它們是否為壟斷行業。面對這種現狀，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資福利處一名工作人員坦陳，“毫無疑問，我們所做的都是無用功。”
《上海證券報》發表文章質疑道，無論是競爭性國企還是壟斷性國企，都被賦予了保值增值的任務，如果其薪酬體制被行政限定，很難想象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會是市場化的，這樣的企業只能按照行政邏輯而非市場邏輯行事。另外，限定最高工資的前提是政府必須了解所有國企真實的經濟效益與勞動增長率，而這又是對政府的嚴峻考驗。皮球又踢回到政府那兒，政府的審計機構能夠承擔這樣的重擔嗎？
怎么樣限薪
《解放日報》某文章認為，員工高工資建立在企業高利潤基礎上，而企業高利潤又是基于其在市場地位中的強勢。弱者和強者做生意，交易的價格自然很難公正。政府有責任維護交易的公平，但不是深入企業內部，采取“限定工資”等手段干涉其經營自由，而是要采取適當的措施，讓博弈主體恢復平等，在平等條件下自由競爭，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江南時報》發表文章認為，中央砍向壟斷行業的這一刀到底應該落在什么地方呢？毫無疑問，釜底抽薪之計在于打破一切本不應該存在的壟斷行業，同時對那些應該存在的壟斷行業加強監管。無數經驗表明，壟斷企業一貫效率低下，甚至無效率，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沒有競爭壓力，企業對提高自身效率漠不關心，但同時由于壟斷身份，卻又可以旱澇保收，再加之監管體制失靈，出于理性經濟人的本能，壟斷行業淪為一個個只顧及自身利益的利益群體，何怪之有？因此，打破壟斷引進競爭機制，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壟斷行業造成的危害。
《南國早報》發表文章指出，鐵路、民航、金融、郵政、電信、煙草等行業基本上都實行上級業務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雙重管理，以上級業務主管部門管理為主的體制。這種管理體制下，不僅地方人大、政府對這些壟斷企業的約束、監管十分有限，而且因其掌握著一些事關當地發展的重要資源，并可能影響地方爭取項目、資金，地方甚至不敢得罪他們。因此，只有全國人大來制定禁止“壟斷福利”的全國性法規，才能對所有壟斷行業產生實際約束力。
中新社某文章表示，壟斷行業的產生，是中國社會生產力在特定歷史進程中的產物，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要規避和解決的問題。但是，牽一發動全身，仍然不能操之過急。因此，在各種各樣的猜測、不解，甚至憤怒的輿論下，人們應該思考的已經不僅僅是工資的高一點還是低一點的層面，所表達的情緒，也不僅僅是降低某個行業薪金能夠完全平復的。就像任何改革一樣，它需要細致的梳理，需要時機和時間，需要權責利的通盤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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