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市場經濟不斷涌現出越來越多的高收入者的情況下，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繼續存在的情況下，談基尼系數意義不大。
———徐振斌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不可或缺的方面。目前有估計認為，我國的基尼系數已在4.5至4.7之間，已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過高的基尼系數反響熱烈，學界爭辯不斷，著名青年經濟學家徐振斌博士就質疑：我國有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基尼系數怎么會小呢？
徐振斌的另一個身份是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薪酬設計中心主任。一直從事勞動和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研究和咨詢工作。在本世紀初國內的基尼系數已經很大的情況下，他第一個提出基尼系數還會繼續擴大，財富正在以年平均1.83個百分點的速度向少數人集中。
近日，徐振斌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斷言：目前我國正處在一個公平和諧度最高和經濟效率也最高的時期之一。
記者：請你談談目前整體的社會收入分配情況是怎樣的，是不是像輿論反映的那么糟糕？
徐：10年前人們也在大呼小叫基尼系數過高、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那時覺得收入分配狀況是一團糟。但是，那時有許多的耐用消費品還沒進入百姓生活，高檔商品如商品房、轎車還沒進入家庭，旅游休閑還只是絕大多數人的一種美好奢望。現在，住房、轎車、耐用消費品以及旅游休閑都進入普通人家庭，幾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保障，我覺得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們現在的收入分配比原來要好。
那么現在是不是好得沒問題了？我不希望從基尼系數上看問題，基尼系數是描述收入差距上的一個綜合的內容，目前從我國情況來看，僅用基尼系數作為尺度，總是在鉆“牛角尖”，甚至于產生了明顯的誤導。用基尼系數說事，即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不和諧以及對公平的影響問題，也不能很好地說明收入上的差距對效率的影響問題。事實上，按照市場經濟只要人們是在誠實地經營勞動，只要是在法律的范圍內經營勞動，出現收入上的差距以及累積財富上的更大差距是自然的事情。
一些學者利用研究收入差距的傳統方法得出我國城鎮不同收入人群的分布結構是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形狀”。而我通過“居民不同收入人群概率分布曲線”(“徐振斌概率分布曲線”)得出的結果是“中等偏下收入人群及更低收入人群偏大，中等收入人群稍小，高收入人群很小”，簡單稱之為“底部偏大，中部稍小，上部很小”。
記者：什么是“徐振斌概率分布曲線”，為什么會出現以上兩種不同的結論？
徐：“徐振斌概率分布曲線”也是一種研究社會收入或財富分配狀況的方法，主要運用概率統計知識來研究不同收入人群的分布狀況。具體講，就是將所考察的參與
收入分配的全體人數視為1，按照收入的高低計算出不同收入人群的分布密度，并畫出相應的分布密度曲線，根據研究需要，分出各種不同收入人群。其實質就是研究收入分配的結構問題，這將是收入分配領域研究的一個重點方向。
基尼系數和洛倫茨曲線是研究收入差距的方法，研究的是收入差距和倍數的關系，太簡單了，在解決現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分配狀況時，具有局限性，說不清楚我國不同收入人群到底是怎么分布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線彌補傳統方法的不足，與傳統的基尼系數和洛倫茨曲線具有互補作用。
記者：基尼系數是不是判斷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關鍵？
徐：目前，在市場經濟不斷涌現出越來越多的高收入者的情況下，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繼續存在的情況下，談基尼系數意義不大。不是因為基尼系數大社會就不穩定，比如我國目前的農村社會，他們是基尼系數大的主要貢獻者，但是農村社會是很穩定的；也不是基尼系數小就一定穩定，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期間我國社會就不能稱得上穩定。現實是，要看到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就是農村這一塊，城市就是城市這一塊，兩塊都是穩定的。
還有一種情況會讓擔心基尼系數擴大的人感到為難。這就是繼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出現之后，現在民營企業上市，一夜之間民營企業主身價就是數十億，你怎么去“限高”呢，空話。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確實很高了，據說最高估計達到4.5至4.7。但是，我要在這里斷言：目前我國正處在一個公平和諧度最高和經濟效率也最高的時期之一。
記者：那么，根據你的研究方法，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是什么？
徐：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發展中階段，整體的收入水平還需要快速提高。所以，在這里我想再次提出一個新的觀點：科學地對待和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必然是一個長期的認識和歷史發展過程，急于求成不得。
目前，推進城市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加強收入分配的監管，個稅征收到位，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適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大力發展義務教育，積極倡導社會慈善事業以及懲治腐敗行為等都對收入差距的擴大有一定的約束作用。
但是，此間高收入者收入越來越高是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原因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非工資性收入越來越多。如利息、股息收入，遺產的繼承，財富在一些人手里積累得越來越多、越快。再有，改革開放后，勞動力市場存在人才競價，造成了技術人才、高管人員總是向少數高收入者看齊，向國外看齊。此外，國內的一些大企業和壟斷行業，它們獲取高額的收入和利潤，支付能力很強，加上工資管理上的不嚴格、不透明，也造成了一些不公開的高收入。
當然，政府在政策導向上也一直主張適當拉開收入差距，理順分配關系。過去太平均甚至于出現了倒掛現象也不好，為了克服這個太平均，對一些素質高、貢獻大的人才應該給予合理的高報酬，但是要適度。
記者：怎么掌握這個“度”？
徐：要根據整個社會的心理承受能力，還有企業內部的支付能力、員工的接受能力以及整個國內外勞動力市場的供需來定價。
最初國家規定，企業內部收入高低差距在3-5倍，后來是10倍，現在是14倍峰頂，這是指工資收入或年薪。可以講，這樣的差距在國際上都是比較高的了。
國際上收入分配是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工資、年薪，從倍數上比較而言，我們已經和國際上看齊了。還有一部分就是工資以外的股權、期權長期激勵風險收入，對于高管人員來講，在國外占的比重還要大，而我們國家現在幾乎是零，一片空白。現在有些企業在嘗試著做，但也不規范，很多人因為這個問題犯錯誤了，侵吞國有資產。我們更多的應該是加強這一塊，工資只是一種短期激勵，只有注重長期績效，經營者才不會只看好短期行為。
記者：我了解到，你有一個“期權激勵與公司長期績效新理論體系”，能不能簡單描述一下這個長期績效激勵計劃？
徐：我研究的長期績效主要是解決企業風險收入這一塊。它主要是把個人利益和企業的長期績效的提升放在一起，它和年薪、工資有聯系，但還不是一個問題。工資、年薪以及年金實際上都是短期激勵，工資、年薪以及年金越高越容易導致短期行為，而我們國家現在長期激勵缺少，所以造成了經營者老是短期行為，或者是搞體外循環獲得不法收入。
如果能給企業創造了很大的效益，但是收入還局限在工資上，那么與國際比較就有很大的差距，可能是上百倍的差距甚至于更高，這就會引起工資體制外的違法行為。所以我這個激勵計劃的模式是企業的長期績效與個人的收益掛鉤，實行期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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