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創新任務很重，既有體制和機制上的創新，也有制度上的創新，更有改革推進方式方法上的創新。
創新再分配手段體現社會公平目標
1、初次分配要繼續堅持市場導向改革
初次分配引入市場機制，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收入分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同初次分配市場導向改革不到位密切相關的。比如，壟斷性行業的收入分配同市場脫節，既是收入差距不合理擴大的重要因素，又是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現，更是分配秩序混亂的根源之一。
初次分配繼續堅持市場導向改革，重點應放在國有單位的收入分配改革上：
一是繼續推動壟斷性行業的收入分配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工資收入要同勞動力市場價位相一致，即以勞動力市場價位為參照系，理順國有壟斷企業內部的工資分配關系。對于低于勞動力市場價位的關鍵崗位或工種的工資收入，按照“留住人才”的基本要求逐步提高；對于高于勞動力市場價位的普通崗位或工種的工資收入，可維持現狀，但決不允許隨關鍵崗位或工種增資而再增加。經過三至五年的改革和調整，使國有壟斷企業內部的工資分配關系趨于科學、合理。
二是推動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如同事業單位盈利能力及其生存狀況千差萬別一樣，事業單位之間人員收入水平也參差不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兩條：其一，事業單位的工資分配同市場脫鉤，即工資收入不是依照勞動力市場價位確定的，而是仍然依照行政方式認定；其二，事業單位將其經營或創收收入，或部分或全部用于收入分配。從理論上講，事業單位無論轉制或改制為營利性機構，還是改組為非營利機構，其工資分配都應同市場接軌，在這方面，二者不存在任何差別。工資收入的高低，不應當取決于所供職的單位，而取決于所從事的職業。只有根據勞動力市場價位，才能判定收入水平的高低。對于非營利機構來說，應根據事業發展的需要決定聘用何種人員，并根據自身的財務狀況確定聘用多少人。至于事業單位將其經營或創收收入用作收入分配，這是由目前事業單位工資收入確定的非市場方式造成的。根據國際經驗，非營利機構也會有盈利，但盈利部分既不能用作投資分紅，更不能用于收入分配。做出這樣的制度性安排，前提是工資分配同市場接軌。非營利機構在同所聘人員的契約中，對工資收入規定得很清楚，無論其是否盈利，都不會再同工資收入發生任何關系，該給多少就給多少。
三是推動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公務員法》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獲得通過，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公務員將實行國家統一的職務及與級別相結合的工資制度。在審議《公務員法》草案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們曾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議，包括公務員工資實行屬地原則，期望借助貫徹落實《公務員法》，能在全國范圍內理順公務員工資分配關系。
四是穩步推進公車改革。建議把公車改革納入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視野。其方向應是交通費用貨幣化、工資化，最好結合公務員工資改革，將交通費用一步到位理入公務員工資；同時，應實行公務用車社會化，一步到位取消公車和機關車隊最好，確有困難可分步實施。第一步要關閉舊制度的大門，機關公車不再更新，新提拔的領導干部一律不配車，鼓勵已配車的領導干部參加新制度。隨公車自然淘汰，所有公務員一律執行新制度。
五是提高收入分配的透明度。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公職人員的收入分配采取了低工資、高福利體制，貨幣工資雖低，但福利待遇項目很多。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住房福利制度、社會保險制度等項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國有單位的后勤社會化，福利待遇貨幣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國有單位分配制度改革相對滯后，一些單位自行設立了津貼、補貼和福利項目，形成了新的單位福利待遇。這些福利待遇名目很多，資金來源不透明，不易監控，應結合深化國有單位收入分配改革，認真予以清理，合理的部分應理入工資，不合理的部分應取消。與此同時，對于國有單位領導干部在住房、交通、通訊等方面的職務消費，也應結合相關制度改革，逐步納入其工資，逐步改變貨幣工資不高而職務消費過多過濫的現象。
2、再分配要體現社會公平
10多年前，我們常常聽到“一次分配沒章法、二次分配沒辦法”的議論。所謂二次分配沒辦法，指的是收入再分配缺乏手段。10多年過去了，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應當說，二次分配沒辦法的狀況已被扭轉，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或方式越來越多、范圍和規模越來越大、基礎也更扎實。但應清醒地認識到，收入再分配改革所面臨的任務仍很艱巨。
一是著力解決再分配的“逆向調節”。目前，再分配“逆向調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個人所得稅收入中，高收入者的貢獻率并不高，相反，工薪階層卻成了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其二，壟斷性行業的職工不僅在職時能領取很高的收入，而且退休后通過企業年金等形式也能領取豐厚的退休收入。再分配存在的“逆向調節”，不僅對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極為不利，而且成為收入差距擴大的潛在因素。為此，建議通過改革個人所得稅制，以及完善企業年金的稅收政策加以解決。
二是進一步完善稅收調節體系。目前，我國貧富差距不僅僅表現為收入差距，居民的財富占有形態呈現多樣化，因此，對貧富差距的稅收調節應是全面的。個人所得稅對調節收入差距是有效的，但對不動產、金融資產收益以及財產的繼承與贈與，要通過房產稅、利息稅以及遺產與贈與稅等稅種來調節，健全從收入分配到財富分配的稅收調節體系。開征遺產與贈與稅對增加稅收收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可以引導極少數富人向社會轉移財富。
三是增加對低收入者或貧困家庭的救助方式。隨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試點，國家對低收入者或貧困家庭的收入救助能力有所提高。但是，低收入者或貧困家庭在住房、就醫及子女就學等方面仍面臨很大困難，今后應重點研究如何完善廉租房制度，進一步改善其居住條件；實施醫療救助，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建立貧困家庭子女獎學金制度，解決其子女上不起學問題。
四是建立減少和防范老年貧困的長效機制。這些年來，為減少和防范老年貧困，家庭養老、社會保險和城鄉低保等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們的局限性也正在顯現。我國目前仍處于“人口紅利”期，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很大，但再過30年，現在的青壯年將步入老年，屆時恰逢人口老齡化高峰。為此，建議從現在起就要未雨綢繆，針對目前尚未被社會保險覆蓋的人群實施社會保障新計劃，積極防范人口老齡化高峰期的老年貧困。（高書生 宋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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