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回國探親，我與父母居住上海的一個中產階級的新居小區。從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條件上看，確實感到與歐美中產階級的距離相差不遠。然而，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常常把我從這種相似感中播離出來。小區中駐扎著一隊年輕的保安人員，年輕的臉龐，矯健的身材，整齊的制服，使我感到好像生活在市政府的辦公大院里。他們向每輛駛入的私人轎車行著標準的軍禮，他們每周一次的軍人般的隊列訓練，都讓我忍俊不住。
曾幾何時，成千上萬的中國新生中產階級，突然開始享受到以前只有市委領導才能夠享有、才有必要享有的保安服務。龐大的城市保安大軍的突起為大批農村退伍軍人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農村富裕勞動力又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儲備。毫無疑問，中國經濟結構的巨變和大量富裕勞動力的存在，為城市保安業的從無到有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然而，如果沒有相應的市場需求，城市保安業仍無法平地起飛。那么又是什么東西促成了這種市場需求在中國的從無到有？
我這次回國經歷的一件事，促使我開始考慮這個問題。我這次沒有像往常那樣，與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在上海一角的一所大學附近租了一間房子。這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新村似的小區，周圍遍布著外來人員的餐飲店攤和嘈雜的各色人流。小區門口沒有中產階級新居小區的保安人員，而是由一個似乎是退休人員的值班員，守著一個破舊的小屋。
一天晚上我回到住處，掏出一串鑰匙，試圖打開兩道戒備森嚴的房門。走廊里的路燈隨著腳步震動的消失轉瞬熄滅。我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著將不熟悉的鑰匙與不熟悉的鎖眼亂點鴛鴦譜。為了避免循環使用，我把鑰匙從鑰匙環上取下，一一匹配。渾身大汗淋漓，總算將兩把鑰匙插入鎖眼，然而卻怎么也打不開鎖。最后我只能找小區門口的值班員幫助。當我與值班員回到我的住房門前，突然發現我留在門上的兩把鑰匙不翼而飛。值班員怪我怎能將鑰匙留在門上，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有人在不到十分鐘內，在黑暗中發現并拿走了鑰匙，我不得不請人重換門鎖。
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就不難理解對保安人員和安全設備(防盜鎖和門窗上牢獄般的鐵柵欄)所產生的需要，也不難找到造成這種需要的原因：大量的城市流動人口，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城市失業和貧困人口的規模，人口流動造成傳統鄰里關系的消失等。其中，收入分配在短短一代人期間發生的急劇分化，顯然是促成了對城市保安需求的根本原因。
如此巧合的是，在經歷了有驚無險的那一幕后，馬上讀到了亞當·斯密關于政府三大職能的論述。斯密認為政府的第二大職能是通過主持正義來保護生命、肢體和財產，防止其受到本國內力量的侵犯。他認為，財產越多便越不平等，從而對財產的保衛便越耗費。然而對財產的保衛又是市場制度得以運行的基本條件。顯然，斯密在幾百年前便提供了理解目前中國城市中保安市場產生的解釋。
收入和財產的分配不均造成了對財產保護的需要，從而保安費用是收入不均帶來的經濟成本。解放后幾十年的收入平均分配，使我們對大鍋飯低效率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成本有著深刻和切身的體驗，而對于收入和財產的分配不均付出的經濟成本，我們只是剛剛開始嘗到滋味。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要在絕對平均和絕對不平均這兩極之間，尋找一個符合本身國情的折衷點。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分析和計算各種收入和財產分配方式的收益和成本，可以為社會決策提供從經濟學角度的思考。除此之外，我們當然還需要考慮各種歷史、文化、法律、人口規模、自然環境等多種因素。
在紀念911五周年的日子里，這個題目的意義顯然超出一個國家的范圍。收入和財產的分配在國際間的嚴重分配不均顯然與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這又給那些富裕國家帶來了日益增長的巨大安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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